2015年8月28日

黃伯農

以「勢數」探索青年政策

今年7月，中國正式通過新國家安全法，強化2013年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功能和角色。與此同時，中國也積極推展有關工作，以屬「一帶一路」計劃的另類全球金融體系（即金磚發展銀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作為非官方國際協商平台，與世界各國接洽。筆者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與「一帶一路」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謀求創新結合的核心治國理政實踐。

不過，由於這種「有所作為」的陽剛作風正急速改變國內的政治地形，中共的國家安全機制（ state security apparatus）已形壯大，其政治力量和經濟資本也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力度，向着邊陲和海外推進。由於大風向已改變，作為回歸前海外資金進入中國的窗口，為了保護國家資金，香港現在也成為國家意欲撫順之地。一方面，來自國家中心的不均力量，把多元的香港社會推向矛盾撕裂，令管治者與協調者舉步維艱；另一方面，持續的住屋就業民生問題，則有導致年輕人人心不安的現象，恐會變為社會不穩的土壤。

事業文化的本質

有見及此，本文嘗試突破港英殖民者依賴的以傳統儒家「學而優則仕」的青年上流文化，即以競爭式精英教育為本的「事業文化」（career culture），回歸到戰國時期山東「稷下學派」後期代表人物魯仲連（約公元前300-250年）的「勢數」學說，以探討香港青年政策的另類支點。

港英時期，為了便於統治，務實的英國殖民者順勢而為，以大清的傳統儒家「科舉制度」鑄造以競爭為本的精英考試制度，並有效吸納年輕精英加入殖民官僚體制，同時也孕育了香港一直賴以成功的政務官系統。這種制度本質上沒有跟儒家國家主義脫鈎，它可令「後六七」的社會和政治趨向穩定，英國殖民者同時也可巧妙地順着華人社會的威權傾向去管治香港。換言之，「學而優則仕」自大清到港英，一直成為香港華人社會精英的精神秩序的一部分，成為香港根深柢固的威權「殖民性質」（coloniality）。

學而優則仕的核心威權殖民精神腹稿似是：「我的才華和努力得到肯定，才可成為領袖精英，這證明我們比他人有能力和聰明，所以我們理應能夠為他人謀幸福、作決定。」

正是這種威權腹稿帶動以互相競爭為本的香港教育，由小學到大學，再延伸至職場，這威權一直管轄香港社會，也部分促成香港的成功。不過，由於這種威權精神中心的來源——北京——已崛起，並正把香港合併，所以香港要發展民主，便須另闢蹊徑，以免遭華夏威權權勢中心的力量完全吞噬，造成更多社會撕裂和矛盾衝突。

這可能是一方面北京愈加強對香港各界的撫順吸納，另一方面則愈間接激發香港個人和界別對保護自身利益和鞏固權力意識的爭奪，試圖以己方角度影響香港未來發展的政策方向，或重蹈唐、宋、明時期因有宦官和外戚干政而起的「牛李黨爭」、「王安石變法黨爭」和「東林黨黨爭」。在這些黨爭中，士人精英不約而同地互相鬥爭排斥，共墮權勢陷阱。關心香港未來的青年政策制訂倡議者仍須另闢蹊徑。

戰國時期，齊國君主田氏廣開言路，鼓勵百家爭鳴，禮賢下士，建「稷下學宮」；繼「稷下學派」前期代表人物荀子之後，齊國民間戰略家魯仲連由於不忍百姓成為戰爭的無辜受害者，便選擇性地參戰抗霸，保護黎民，很有墨子「非攻、兼愛」的影子。

據《戰國策．趙策三》記載，公元前257年，意欲稱霸的秦軍包圍趙都邯鄲，魏王派新垣衍入邯鄲，欲說趙尊秦為帝。魯仲連趕往趙國見新垣衍，勸魏放棄帝秦之想，條陳利弊之後，魏王終派大軍救趙，邯鄲得救；後趙王欲封魯仲連為官，並贈黃金財帛，魯仲連卻即時辭別，退回稷下。

筆者認同學者鄺炳釗把魯仲連列為「九型人格」中的「九號和平型」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他們有智慧，能看通時局；另一方面，他們善良、知足、有正義感，他們有謀略，願救黎民於水火，也能適時知機，知所進退，不為權勢所動。

簡單有如關門

相反，同期的蘇秦（公元前？-284年）以「合縱策」抗秦霸業，表面上他可與張儀主張以「連橫策」帝秦之圖劃清界線，但仍離不開欲助較弱小國間接服侍六國王權貴胄的利益，以及欲獲六國封相之心。魯仲連雖出謀獻策抗秦，但已突破以王權帝國為中心的霸業戰略思想，只以社稷百姓福祉為念。

魯仲連師承徐劫，得其「勢數」真傳（惜徐劫學說已失傳）。估計「勢數」源自《周易》的陰陽力學，乃觀測權勢力量之學，推算各種客觀力量互動的規律、鬥爭形態、趨勢和發展可能，助人順勢而為，趨吉避劫。

「勢數」是什麼？魯仲連曾把「勢數」比喻為「門關」之舉。簡言之，成就一件事，有若關門，關不關得上，不是關門者與朋友的意志說了便算，還須看這道門所處的客觀環境、建築結構和外在條件，能否讓門順勢關上。「順勢而為」或指「非力之柔」和「順勢之恬」所能達到的「柔順得正」的不二法門。由於已入無懼、知足之境，便能把「學」與「仕」之間的非必然關係分開，不為權勢所動；也不乏理解為接納和願意撫平把兩者繼續結連的偏執和痛楚，達到防止戰爭衝突的目的。

根據以上討論，筆者認為「魯仲連模式」為一具包容性的青年政策綱領。一方面可以承載接納各種偏執，另一方面則可順勢扶助堅執者之餘，也可點出其偏執而望其能易地而處，解除「學」與「仕」之間的威權咒語，令人能有勇氣適時進退，順勢而為。

「後回歸」也許是「後政治」（post-political）時期。在西方，「後政治」是指九十年代蘇俄崩解後，能夠左右歐洲政治的陣營之間的本質已無實質分別，政見分歧成為黨爭工具，宗教和道德則是政治行為的最後防線。

不過，黨爭者的偏執不能一時之間破除，所以便須扶助以民間為本位的青年「稷下」學人，以兼愛、非攻、柔順之德為核心價值，鼓勵青年憐憫天下蒼生和海外黎民所受的苦難；當走出香港之外，謀求調和空間之餘，仍能保持心靈自由，適時進退。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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