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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7日

黃伯農

跨宗教對話支點與反恐對策

最近,北非突尼斯發生涉及伊斯蘭聖戰組織的暴力襲擊已釀成數十人死亡,多名英國遊客傷亡。美國主要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和輿論已開始在網上討論,有沒有需要出動美軍地面部隊到中東進行針對「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雖然有三分二網民反對美國出兵,但隨着2016年大選如箭在弦,美國有沒有戰略需要部署出兵中東或將成為未來大選前後的重要議題。

筆者認為,美國可能討論出兵中東, 將標誌後大選美國外交政策調整的主要座標,或意味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力度的深化和進一步推進到歐亞大陸的可能,才能有效把伊斯蘭國家主義、俄羅斯和中國三股具競爭性的地緣政治力量,以最少投入地一併包圍,主導世界命運。

為「邪惡」再定義

由於「伊斯蘭國」已逐漸成為「全球騷擾」(global nuisance),如何於討論出兵之時,也能同時有技巧地把「伊斯蘭國」所代表的極端主義與主流伊斯蘭文明分割開來,便成為一個要好好拿捏的政策平衡點。

一方面,須要打擊和疏解極端恐怖主義,另一方面則要尋找一個新反恐支點去修補不同宗教文明之間的傷痕。須要認清的是,若然美國願意出動地面部隊,「伊斯蘭國」將不敵美軍,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防止和面對「伊斯蘭國」潰敗之後萌生的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再度出現。

本文嘗試探索一個跨宗教對話的和平支點,以供反恐決策者參考。

筆者今年6月初到印尼教育大學(Indonesi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講學,與以穆斯林為主的師生探討跨宗教對話與回復和平的可能。我從公元後三至四世紀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所建立的「基督教國度」(Christendom)起,追溯基督宗教與西方國家權力的興起,以及中世紀針對近東伊斯蘭世界衝突之間的關係,而點出自此基督現實主義一直左右西方國家的外交政策與近代美國的外交政策。

我的總結是,基督現實主義所重視的外在「邪惡勢力」(如伊斯蘭)或會成為跨宗教對話的阻礙。

然而,對話期間,一位印尼學生直接向我提問:「你身為一個基督徒,害怕與我們一起嗎?你覺得這裏不安全嗎?你真的認為伊斯蘭是邪惡的嗎?」我不防有人會如此直問。過了兩刻後我回答:「我不怕你們,我在這裏覺得安全,我感覺邪惡亦存在於基督徒群體和我自己之內,我一直只依靠神去抵擋邪惡。」

之後有師生提出一個有趣看法:如果基督現實主義容讓人以邪惡方法(如暴力)去打擊邪惡的恐怖主義,那曼谷政權在泰國南部針對穆斯林的反恐軍事鎮壓,便可能是一種「佛教現實主義」(Buddhist realism)。

筆者繼續推論,「伊斯蘭國」的哈里發(Caliphate)穆斯林國王系統對國家權力和疆域版圖的爭奪和野心,便可能是「伊斯蘭現實主義」(Islamic realism)的實踐手段。

中東學者Lina Khatib指出,「伊斯蘭國」的核心策略是以伊斯蘭極端主義結合哈里發王權系統這種新意識形態,去合理化其構想追求的「伊斯蘭國度」(Islamdom)對政治權力、經濟利益和天然資源的無休止擴展式爭奪。

「伊斯蘭國」所代表的「伊斯蘭國度」或與神聖羅馬帝國所代表的「基督教國度」相同,她們同樣以宗教名義去合理化人在地上建立屬天政權的成就,變相為人在今世追求權勢、為自己的權力慾望和野心服務,此為各「宗教政治現實主義」(religious-political realism)的核心。

歸根究柢,筆者認為中國《荀子》所論的「惡」(即人放縱慾望和野心的狀態),可能就是各種「基督現實主義」、「佛教現實主義」和「伊斯蘭現實主義」的共通「邪惡」——即以追逐世間權力利益,把「屬於另一個世界的國度」(otherworldly kingdom)在現今世界中嘗試建立起來的真正動機。

反恐政策再思

一直以來,「反恐」以一系列措施去偵查、緝捕和打擊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的下場多為負面,鮮有聽到有恐怖分子認錯、復康和重新做人之後,公開說出自己試圖在今生世界為其信仰的屬天國度「轟轟烈烈地幹一場」的直正慾望和野心所在。

如果我們能夠把恐怖分子背後的權力慾望和野心提升到公眾意識之內,或可事半功倍地把其宗教道德的羊皮剝開,暴露出其實他們也不過為人自己在世界的權力服務,也就是他們無法駕馭自己的慾望和野心所致。

最近,筆者與印尼萬隆科技學院(Band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Siti Khodijah Chaerun教授交流各自的宗教信仰之時,我們共識到基督教和伊斯蘭信仰對魔鬼撒旦的二重存在性。它一則為外在客體的邪惡,例如聖戰暴力;二則它為人內在主體內的邪情惡念,例如仇恨憤怒。撒旦外呼內應地一方面挑起人的仇恨憤怒,另一方面則去誘使人去計劃和實現聖戰暴力;就在這種內外循環的「邪惡的社會複製」(social reproduction of evil)當中,人的各種慾望和野心得以實現和放縱。

所以,我認為反恐對策可能有須要找出聯繫穆斯林人口的內在慾望和野心的主觀結構,以及外在客觀自我實現途徑之間的社會文化制度,並將其去宗教化或外元化,把它們與伊斯蘭信仰分割開或稀釋其關係,以削弱宗教現實主義在伊斯蘭社會的合法性。

中東政策建議

在美國外交和國際安全研究的論述當中,針對中東地區的不乏兩個主要學術派別:第一派別認為中東地區的持續衝突可以漸進式民主化,讓交戰各派以民主政治重新分配權力和利益,漸建立地區和平;第二派別則認為中東地區的持續衝突,只能以外來軍事力量全面取締,並從戰後政權真空狀態之中迅速建立民主制度,才可達到地區和平。

筆者認為,這兩個派別的學說仍深受基督現實主義影響,尚未脫離有人欲以民主和軍事力量在伊斯蘭世界內企圖建立君士坦丁式的「基督教國度」的鴻圖。近年,「伊斯蘭國」的崛起和高滲透性,證明西方民主和軍事力量不但不能有效重建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等國家人民的家園,反而成為新種極端恐怖主義的溫床。

筆者於是認為,根治性的反恐政策, 實須反恐者和被反恐者從根而發地認信屬天國度並不能以人的力量和世界的智慧在地上建立;我們只能做的是,為了防止再有人以宗教名義去合理化自己在世界的野心和慾望,可把地上國家政治去宗教化,以管制各種宗教現實主義的可運作空間。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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