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9日

阿透 文化論政

2047以前

2047連帶的「前途問題」最近備受各方注視，其中一個論點是現在香港樓宇按揭可長達25至30年，故兩年後，銀行或會基於「2047不明朗因素」，拒絕批出30年的按揭。

公民黨梁家傑議員在政改被否決翌日發表文章，提及往後爭取民主的路向，其中「不能迴避的一項工作，是開始探討2047年後香港前途問題」，文章批評中央在處理很多重要議題上，明顯有違《基本法》第22條中央不得干預香港自行管理事務的規定，如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強調的「全面管治權」，以至自身違憲的人大常委會8．31決定。

本土派在更早之前已談及2047的問題，陳雲在政改討論期間分別在中外媒體建議「永續基本法」和跟中國「締結邦聯」，從根本解決中港之間的憲政關係，這當中容有異想天開之處，但也點出了特區在中央地方關係定位不清晰的尷尬，也論證了民主和主權的不可分割。

港「前途問題」各有盤算

「一國兩制」的「法源」來自《中英聯合聲明》第12條和《基本法》第5條，兩者均規定香港保持原有的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則只有「設立」特區的相關條文，第31條是關於設立特區，相應第62條是對全國人大相關職權的規定，但對特區施行哪種制度卻沒有着墨。然而，憲法的第一條卻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國家要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和地方法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基本法》第5條卻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這兩相矛盾，實難以自圓其說。中國是單一制的國家，體制上黨國不分，人民沒有選擇政府和決定重大政策的權力，所以在授權香港設立特區的安排上，其法理基礎和認受性並不確當。故任何有關《基本法》的延續或存廢的討論，都將無可避免地再次引起爭端，而且不會止於香港本身，肯定還會「延燒」到當下民族主義掛帥的大陸境內，也牽動其他在香港有密切利益的國家，這將遠遠超出香港人只着眼樓宇按揭，以至經濟層面的擔憂。

80年代初以降，中英雙方以至香港人對「香港前途問題」各有盤算。中方「一國兩制」的構想基本上延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老路，經濟上利用香港讓中國邁向富強，政治上利用香港作為對統一台灣的「垂範窗口」。當中的想法是，當中國跟香港的經濟水平靠近，就再無所謂變或不變的問題；如果差距仍大，那就可能再來另一個「50年不變」。

香港方面，不少人希望爭取時間休養生息，靜待大陸在政治上邁向開明，或寄望中共的「改革派」，或積極支援大陸的民主運動，認為只要中國有民主，那一切就好辦。然而，事與願違，這些「單純和美好」的想法和刻下中港矛盾日益擴大的現實背道而馳。中共自2003年「戰略性退卻」後，對香港各方面的滲透如水銀瀉地，中聯辦的角色膨脹已幾成另一個管治中心，「中港融合」不再是自然的過程，而成為了教育、經濟、人口和基建等等的政策指導原則。

另一方面，香港的公民社會日漸成熟，「繁榮」已不能等同於「安定」，何況香港作為已發展地區，在全球化影響下，經濟的增長和社會流動已不可能跟過去同日而語。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本土意識自主權移交後有增無減，對「中港融合」和「深港一體化」原則下強推的國民教育和深港高鐵等等群起反對；自由行在中國來說是對香港的恩賜，但一年近5000萬的大陸旅客卻讓700萬香港人吃不消，對走私客更是深惡痛絕。至於違憲的「人大釋法」以至「8．31決定」等等，更讓中央的聲望跌至歷史新低。

中英談判期間，港人被摒諸門外，中英雙方的利益交換是為前提，香港人只是被安撫或甚至哄騙的對象。那時候大部分香港人是缺乏主體意識的經濟動物，直到經歷「八九民運」的衝擊後才比較認真的思索國族身份，但對民主的想像卻流於對理想價值的追求而缺乏對政治實際操作的認識，更遑論由下至上的社區參與。

在殖民地體制下，英國人壟斷了上層政治決策，香港只有擅於執行的技術官僚，高官無政治理念，也缺乏盱衡全局的能力；反對派沒有完整的政治論述以至抗爭策略，行動上往往見樹不見林。在這樣的情況下，巿民的福祉只有乞求於政治代理人，或是乾脆埋首於柴米油鹽而與政事絕緣。主權移交後的政府也樂見這種狀況，甚至推波助瀾地去政治化，務求暗渡陳倉，以為這樣就會易於管治。

香港人的過客或鴕鳥心態無疑在反23條、反高鐵和保衞天星碼頭等等抗爭運動有所改變；亦由於中共對港政策的改弦更張而受到催化。巿民警覺自由被剝奪，生活空間被蠶食，甚至出現身份危機，直到去年「雨傘革命」平地一聲雷，為數不少的香港人甩開了多年的包袱，走上街頭，不再讓自己的命運假手於人。

為下次「前途談判」準備

中英談判期間，除中港經濟的巨大差距外，其實內外環境都對香港人甚為不利。我們缺乏自主意識以至任人宰割，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尚未鞏固，《中英聯合聲明》只是兩國私相授受，然後硬塞給香港人的「不平等條約」。

2047，可以是另一個大限，但同時也是一個香港人爭重新立約，改寫命運的契機。談判講求「實力」，香港人要建立全新的政治文化，「民主回歸」已不再是唯一選項，我們不要再心存僥幸，寄望民主從天而降，或是由別人代我們爭取，不能再滿足於虛無的價值追求，要發揮想像和建立文化主體，要有更多的公共討論和社區參與，香港人要壯大自己，為下一次的「前途談判」做好準備。

文化評論人

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下一篇：	乜鬼？
上一篇：	角色混淆 不成體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