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3日

黃伯農

從菲南反恐戰看中國可如何稀釋周邊張力

今年1月下旬，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瑪瑪剎盼諾（Mamasapano）地區發生一宗震驚全國及當地美國大使館的低密度反恐衝突，事件導致44名菲律賓特種部隊成員、18名穆斯林分裂武裝「摩洛穆斯林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成員和5名平民死亡。

由於死傷者涉及與阿爾蓋達和「伊斯蘭國」等組織有關的美國聯邦調查局頭號通緝犯Zulkifli bin Hir，加上有當地平民目擊確有美軍傷亡，引致菲政府人員及人民對總統阿基諾三世的親美政策提出以下爭議：

一、由於衝突涉及大量菲國人員和平民傷亡，總統府須清楚交代事件經過。

二、縱使美國一再否認有美軍參與是次行動，但菲國輿論要求總統府交代是次衝突有否涉及美菲安全及軍事合作。

三、由於是次衝突對馬尼拉與菲南穆斯林武裝的和談進程造成障礙，爭議焦點便是菲總統府有否讓美國國家安全凌駕於菲的國家安全之上。隨着有阿基諾三世的左派盟友宣布與他斷交，總統府也因應各種政治壓力而委派司法部與穆斯林分裂武裝接頭。

由於菲律賓為美國在歐亞大陸東邊的一個重要「地緣政治支樞」（geopolitical pivot），是次事件或許突顯「外判式反恐」或「外判式圍堵」的一個普遍性問題：一方面，「支樞國」（pivot state，如菲律賓）的元首須讓國家安全部門與美方部門合作，這便容易令自身的安全部隊和情報人員遭到滲透；另一方面，這種兩國相互滲透卻造成一個不確定區域供參與者互動，容易造成人民對政府的政治不信任，有損管治威信。本文有兩個目的︰

一、由於美國與各歐亞地緣支樞國之間的綜合力量懸殊，筆者會推敲支樞國元首如何受到誘使利用美方力量而漸漸陷入威權式管治？

二、基於這種現象推敲下去，中國如何稀釋與周邊國家的張力？

支樞國的威權傾向

縱使美國積極在各支樞國推廣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但歐亞大陸邊陲地帶的支樞國均經歷不同程度的威權統治。除了與本身固有的政治文化有關之外，這或與美國的介入手法有關。根據筆者的觀察體會，可能有以下幾種技術性可能：

一、基於先進的各種情報和監控技術，美方能較早掌握事態發展的一些規律和可能方向。由於支樞國元首也意識到美方可能知道他們也想得到的情報，他們便積極與美方接洽，間接形成一種相互強化的互動關係，也漸涉及更多政府人員、部門、社會組織和民間人士。

二、由於支樞國政府和社會漸漸加入這些已給美國地方化的官方和民間情報場域，形成兩種有關連的「瀰散折射群體」（discursive community of deflection）：「共鳴群體」（community of resonance）和「影射群體」 （community of insinuation）。前者具有確認、肯定和充權某些人士、論述和政策可能的功能；後者則具有否定、勸退和削弱某些人士、論述和政策的功能。

三、由於官方和民間情報人員已然滲透到支樞國的各個領域，「共鳴」和「影射」兩股正反陰陽力量，便一直盤旋在支樞國國家和社會之內，造成一個具競爭性的力場，卻緊扣着當地人民的日常知性情緒生活，扣人心弦之餘，也成為輿論—即政府政策制訂的公共討論空間。

四、雖然有菲方人員認為美國一直以這兩群體「操縱」（manipulate）菲國的政治領袖，筆者卻認為這只是事實的一部分。不能否認的是，菲方人員亦有以對號入座及獻媚等手法得到「共鳴」效果，為的是強化己方陣營的政治力量和籌碼。這也可解釋到為何一些曾獲美國支持的支樞國政治組織（如塔利班、阿爾蓋達和敍利亞叛軍），到後來也變節成為反美組織。

五、就在這反覆無常的權力博弈中，支樞國元首在各種國內外勢力的劇烈競爭氛圍中，逐漸掌握到一些能在民主選舉政治中脫穎而出的「漸悄式威權主義」（creeping authoritarianism）操作技巧：

．與美國及西方資本合作，積極引入外資，製造經濟增長成果。

．與美國軍事和安全合作，引入更多資源強化自己對軍隊和安全部門的控制。

．以反貪和法治運動強化對司法和偵緝部門的控制，增加管治威懾力。

．積極參與傳媒工業和滲透新聞從業圈子，從而達到「管理新聞」（managing news）的可共鳴可影射的間接效果，強化管治。

由於菲國的主要折射群體已無可避免地與美國折射群體打成一片，美國在菲律賓的軟實力便一直領先，使菲國人民不經意地承認美國的領導和客觀超然性。前菲駐東盟大使Wilfrido Villacorta認為，中共要在東南亞推廣其軟實力的意圖非常清晰，可是基於領土主權糾紛等原因，地方民意基礎和介入方法上已有其限制。筆者於是認為，我們或須為軟實力找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另類定義，才可稀釋跟周邊（美）支樞國家的張力。

「關係性軟實力」的應許

芬蘭國際政治學者Timo Kivimäki認為，中國的軟實力本質上跟美國的不同。軟實力一般定義為一種能讓其他國家受自己吸引的能力，從而可使他國人民渴求他們渴求的東西和價值觀等；Kivimäki教授卻認為中國並非想其他國家渴求她想要的東西和價值觀，相反，在經濟發展的貿易外交政策主導之下，中國要的往往是他國想要的相反—一個想買，另一個則想賣。基於各自不同需要和利益的複雜考慮之下，我們只能說中國的軟實力是「關係性」（relational）的，有別於美國的「霸權性」（hegemonic）軟實力（即想控制他人去要自己想要的東西），中國的軟實力則無可避免地要增進各方面的民間溝通和了解，這才可有效滿足各自的需要和不同利益，達到共贏。

Kivimäki教授觀察到在習李領導下的中國，已從以往「韜光養晦」根本上變成「有所作為」，恐怕不經意地使「關係性軟實力」過度伸張，成為另一種有中國特色的霸權行為。他認為中國要透過東盟，制度化與周邊的多邊安全合作關係，把「關係性軟實力」常規透明化，才可抑制中國特色的霸權軟實力，防止與菲越等的關係惡化。我想有以下方向尋求稀釋紓緩與周邊國家的張力：

一、建立一非官方民間和網上平台，容讓中國、東盟與其他周邊國家和人士定期進行民間溝通和建立關係。

二、有東北亞外交人員指出，東北亞的安全和和平雖然跟北韓核問題有着強烈關係，但是由於東北亞缺乏像歐盟和東盟的「多邊安全合作框架」（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framework），加上美日仍在適應一個日漸強大的中國，中日韓朝美多邊關係則仍受二戰傷痕阻礙，恐怕短期內難以走出現時困局。

筆者於是認為，中國應強化東盟已搭建好的「多邊安全合作框架」，增加「安全對話」密度和多邊性質，實驗性地讓東南亞和東北亞各國走在一起對話，集思廣益，開拓不同解決領海糾紛、歷史傷痕、核問題和其他安全議題。這便可貫徹北京以東盟為中心的「國域整全經濟夥伴計劃」（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周邊外交政策，也可定期對話強化多邊關係，藉以紓緩現時的張力。

三、有見及此，筆者現正代表英國校方夥拍合適的中方院校，搭建一個網上學術民間外交平台。初步共識要廣邀東盟十國及鄰近參與國的學者和人員參與其中，才可在正式國家外交場域之外發聲，以下共同探索走出困局的可能方案。筆者希望，中方能續以海量汪涵包容不同意見。

由於外交場域中無可避免地各自會以自身利益而說話和爭取認同，「異見」其實或許是共同走出困局的「希望」的一個來源。這也將考驗大家可否共同以「國際整體利益」中的和平堅韌原則，適度調校本身的外交政策、制訂內部政策，紓解內在管治壓力。

五、若然東亞各國都能反求諸己，在要求他人改變自己去稀釋「外部張力」之前，先審視自己國內管治的張力來源，並對症下藥，周邊外部張力便有望有朝一日自行消散。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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