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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8日

許剛

經濟發展新常態呼喚市場力量

中央提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並要求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和引領新常態;那預示經濟增長進入調速,發展方式從量的擴張走向質的突破。回顧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從鄧小平提出「摸着石頭過河」到「新常態」,本身就是從量到質的實踐和認識過程。國家對外開放,融入世界,並得以與領先者同台競爭,但僅此並不能自動縮短存在的差距,如何以全球化的格局、開放的思維,構築自身自主創新型經濟體系、實現可持續和健康的發展,一直是我們面對的最大課題。

個人認為,首先是正確認識差距,擺正位子,遇到問題妄自菲薄,或取得成績妄自尊大,均不可取。改革開放作為長遠策略,勢必要經過持之以恆的努力;其次,摸着石頭過河,定會付出代價,及時認識問題根本,不在亂象中迷失,才是關鍵;最後,但也是最重要的,即習近平提出的突出重點,對準焦距,找準穴位,擊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響、立得住、群眾認可的硬招和實招,否則口號再響也只能亦步亦趨,步人後塵。

一、產權、市場體系與發展的新常態

從中央首次提出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向集約的轉變,迄今已經歷若干個「五年計劃」,但成效並不明顯。中央關於「市場起決定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的有關改革思路,切準了問題的要害,即在容忍增速放緩過程中,通過深化改革,推動創新,優化配置,提高效能,實現發展質的提升。市場對新引擎帶動下的經濟新常態充滿期待,但要達到預期效果,一個開放、高效、充滿活力的市場體系無疑是首要條件。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市場的有效性是產權制度決定的。憲法作為國家制度的核心,其本質為對產權的界定和保護,而市場體制作為憲法意志的體現,其核心則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後者以前者為前提。換言之,產權是出發點,決定了市場體制的有效性,我們能否創新產權制度,有效界定、尊重、保護產權,為市場化改革確立制度性基礎,決定了市場體系的有效程度。

其次,筆者在《成為有影響力之國必由之路的探討》(刊1月15日《信報》)一文中,對產權、市場和政府如何做得更有效,提出一些見解,其中讓市場及其主體更具產權的市場天性;讓政府為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提升市場效率而確實轉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關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用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的改革思路,無疑意義深遠。

二、資本、金融體系與要素資源配置

綜上而言,憲法作為要素資源的產權制度,決定了市場體系的有效性,資本作為最稀缺要素,則是經濟得以發展的首要條件。任何其他產品和服務市場,如得不到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金融體系的有力支持,難以正常發育,整體經濟發展更是如此。因此,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美國的引領地位在於其以資本市場為核心金融體系及其制度安排,其道理就在於此。如不能在產權及其要素市場配置上做的更有效,其他無從談起。

所謂高效金融體系,說到底,就是有效動員社會資源投入經濟建設,高效使用所配置的資源,不斷實現財富增值的能力。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這一體系與實體經濟、科技產業等結合,所形成的一整套資源配置及其風險分擔,創新、價值發現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機制和能力,實際是一個真正市場經濟國家的競爭力和制度優勢所在,更是推動變革市場力量所在。知其本根,則近道矣。

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在突破傳統體制的同時,有效引入市場優勝劣汰機制,成就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輝煌。今天,經濟增長的新常態預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取決於優秀的人才在做什麼,或能否讓每個有才華人的潛質得以充分發揮。換言之,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金融體系能否通過市場的力量和效率,把要素資源集中在前瞻、有經營管理能力人的手裏,並淘汰落後生產力和管理者,使資源不斷得以優化配置,高效使用。

同樣,美國的發達不在於GDP世界第一,或有蘋果、微軟等這樣的跨國公司和喬布斯、比爾蓋茨等科技巨擘,而是其資本市場為核心的金融體系及其體制機制確保了不斷產生致力於創新、創業的企業和人的能力。換言之,與其說高新科技是美國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如說是其資本市場有效運行成就了這樣的結果。這是市場起決定作用的本質,值得我們研究。

三、市場力量與質的提升的幾點關注

計劃是政府實施經濟職能的手段,經濟體制改革,實質是還市場以本來面目,以使其得以發育和成熟,並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但就有關改革效應,特別是對要素資源市場配置這一核心而言,目前仍是計劃大於市場,形式重於內容。因此,以下三個方面值得關注。

首先,市場經濟即產權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就此進行了諸多有益嘗試,如推進國企股改上市等,但上市國企仍難以根本擺脫市場天性不足,失去壟斷,充分競爭,則難生存的狀態。近期,中央提出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旨在深化產權改革。個人認為,突破的關鍵是,如何控股更有利於強化產權意志,激發市場活力,形成開放、全球化格局下,所必須的企業家階層和職業經理人體系。用壟斷保護國企,喪失競爭,造成低效,得不償失。

其次,中國金融業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政府主導和自上而下的設計,實現了跨越發展,規模已具世界領先水平。但行政主導發展模式也突顯了結構、品質和效率等方面的問題。自主創新經濟體系及其發展的新常態呼喚資本市場的力量,須以直接融資為主導,多層次資本市場在創新、風險分擔、價值發現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強力推動,實現自下而上的博弈均衡。一個高效、發達的資本市場決定了國家未來在國際競爭中的實力和話語權,否則開放就難免不被控制。

第三,公司治理是資本市場重要一環。股份制已確立為國有體制主要實現形式,股份制原本是市場經濟的主要形式,就經營體制而言,已與市場接軌。國營與民營均以股份制為主要實現形式,是平等的市場競爭主體。但目前上市國企,公司治理形式雖一應俱全,治理效果仍不理想。主要原因是選人用人要求與市場取向偏離度大,經營責任和文化仍偏重仕途,市場化程度低。國企規模名列世界前茅不少,市值行業領先鮮有,而引領新常態所預期經濟增長品質和效率的提升,微觀上恰恰就在於此。企業在商應言商。

四、總結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在政府主導下發展飛速,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也突顯了結構、品質和效率等方面的問題。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呼喚市場力量在資源的有效配置中發揮主導和決定作用,以從根本上提高運行的品質和效率。為此,一個以金融為核心的開放、高效、充滿活力的市場體系的形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迫在眉睫。

誠然,市場化的確要經歷一個過程,也不排除某些行業或難於完全市場化。但在全球化的格局,開放的思維下,只要是競爭領域,就不應用壟斷來保護,更不應因此而影響市場化改革的整體進程。除了我們自己,其實不會有人希望我們的市場體制變得更有效和更具競爭力。

作者曾任中國中銀證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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