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應回歸原點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歐洲中央銀行最近的大幅加息反映，貨幣政策制定者有意採取強而有力的行動降低通脹。多年以來一直鼓吹財政政策——通常是指赤字支出——需要在管理商業周期方面，發揮更積極作用的那幾十位經濟評論家，如今跑到哪裏去了？如果真的可以用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應對常規經濟下滑，為什麼各大央行會在通脹率達到四十年高位的情況下，突然試圖獨自設計一場軟着陸？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各方的共識是貨幣政策應該在應對常規商業周期方面起主導作用，而財政政策則擔當輔助角色，除非發生戰爭或者疫情等大型自然災害。隨後當系統性金融危機發生時，各方的想法變成貨幣政策可以立即作出反應，但財政政策應迅速跟進並逐步發揮主導作用。稅收和政府支出都具有很強的政治性，但成功的經濟體可以在緊急狀態下駕馭這個問題。

然而過去十年間，財政政策在正常時期也應發揮更主要宏觀經濟穩定作用的觀點，得到了愈來愈多的支持。這一轉變是在央行利率面對零利率界限這一情況的影響下產生（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認為，這一論點忽視了某些將利率降至零以下的相對簡單有效選項，但我無意在本文討論這個問題）。但零利率界限絕不是這個論點的全部內容。

無可否認，「直升機撒錢」和其他轉移支付項目，在新冠疫情最初階段被證明是極其有效的，有助於在緩衝個體所受衝擊的同時，減少長期經濟創傷。但問題在於沒有一個國家——當然也不是美國或英國這些陷入政治分裂的大國，真正想好了該如何一以貫之地執行技術官僚的財政政策，因為政治已經與財政政策硬性掛鈎了。

政府有無數種花錢的方式，也有無數種可能的標準來決定誰值得支持和誰應該埋單。交易和執行問題意味總是會有低效率，而這種低效率還會隨着支出的增加而變得日益嚴重。美國從2020年底便出現了這種情況——當時基於政治動機的財政政策，催生了太多也太遲推出的刺激措施。

雖說保持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全面擴張性傾向是有一定邏輯的，因為它可以作為防止新冠疫情惡化或另一場危機爆發的保險政策——這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就是如此。不過這種做法的代價——即通脹壓力增加和應對戰爭引發的供應衝擊的能力下降——當下就要兌現。那些認為通脹激增可能性很小的人，顯然是把頭埋在沙堆裏。

那麼在通脹高企、增長顯著放緩的情況下應該做些什麼？首先，利率確實需要調高，但中央銀行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似乎在調高速度方面過於急躁。鑑於最近疫情和不久前金融危機的影響仍未消散，是否值得冒另一次嚴重衰退的巨大風險，以獲取在如2023年底之前將通脹率降至指定目標的好處，還很難說。

其次，財政政策辯論已經被那些承諾實際利率永遠不會上升、赤字支出將成為免費午餐的專家迷惑的言論，把持得太久了。現代貨幣理論是這種觀點的極端代表，但它與許多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公共債務可以在沒有任何負面影響的情況下擴大，並沒有什麼不同。

政府在可持續基礎上重新分配收入——如果這就是目標——的正確方法，就是提高高收入個人的稅收，增加對低收入（特別是極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美國民主黨女眾議員奧凱西奧-科特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2021年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慈善舞會上，穿了一條寫着「向富人徵稅」大字的裙子，她說得很對，但或許還應添上「和中上階層」幾個字。

保守派必須接受一點：對中高收入個人徵更多稅不僅是公平，也是實現社會凝聚力所必需的。雖說經濟效率和活力是美國體制的基本優點，亦是西方仍能在技術等關鍵領域與中俄競爭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不完備的社會安全網和未能對經濟精英徵收足夠稅收，有可能從內部摧毀美國模式。

財政政策需要回到原點並重新進行調整。長期以來的論點——那種不假思索的凱恩斯主義財政刺激，是對每一個意料之內經濟衝擊的答案——站不住腳的情況已經被揭穿。然而在這個節點上，如果我們要避免深度衰退，便得逐步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重新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