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責怪俄羅斯的靈魂

在《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最近發表的一篇有趣文章中，烏克蘭小說家、散文家兼詩人扎布日科（Oksana Zabuzhko）指摘西方讀者不承認俄羅斯的野蠻行徑。扎布日科辯稱，太多人相信多思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等偉大的俄國作家，表達了歐洲的人文主義價值觀。那是他們對俄羅斯野蠻靈魂的研究還不夠深入。

扎布日科認為，俄羅斯文學代表了「一種人們只在水下呼吸的古老文化，並且對用肺而不是用腮呼吸的人充滿了庸俗的仇恨」。只有通過「多思托耶夫斯基主義」的棱鏡，才能理解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多思托耶夫斯基主義只能用「純粹、濃縮的邪惡，以及長期壓抑的仇恨和妒忌的爆發」來形容。

此類文化分析聽來相當過時。過去人們常用德國靈魂的疾患來解讀第三帝國：「從路德到希特拉」，這篇論文認為，暗示在希特拉出生約350年前反猶太主義的種子，就由路德播下了。但如今很少有人仍對德國歷史抱有如此粗淺的看法。

1940年代，許多人更加深信不疑地將類似的想法應用於日本。由於日本不存在像希特拉那樣的獨裁者，或類似納粹的政黨，批評者將其二十世紀的軍國主義歸咎於該國的文化。雖然人們可以將德國人從對種族主義的凶殘崇拜中，勸誘至莫扎特和歌德的歐洲傳統，但人們普遍認為，在這一點上日本有所不同。在那裏，只有大規模再教育才能治癒與武士精神和「封建主義」相關的古老文化疾病。

二戰結束後，美國佔領當局針對上述所謂的疾病癥狀發布了禁令，其中包括歌舞伎演出、劍俠劇乃至富士山的神聖形象。這激怒了許多日本人，但其中多數人因為戰後生活已足夠麻煩而無力反抗上述禁令，而且這些禁令持續的時間也不長。

德日兩國現在仍有穿着戰鬥裝備的右翼團體大搖大擺，但多數西方民主國家也沒有什麼不同。除此之外，很難在當今日本找到任何武士精神的痕跡，現代德國的種族野蠻主義也是一樣。相反，這兩個國家都相當和平，而德國對移民和難民比其他多數歐洲國家持更加歡迎的態度。

這絕不意味文化再教育奏效。相反，它反映文化分析總是被誤導。畢竟，納粹也讀過歌德、聽過莫扎特。而日本在亞洲的戰爭也不是看過太多武俠劇的結果。

即使是對世界歷史的粗略調查也顯示，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現殘暴政權和野蠻行為。瑞典人就曾在十七世紀爆發的三十年戰爭中，犯下某些最嚴重的暴行。

只要煽動者和獨裁者利用其恐懼並觸發其最古老的本能，就可以將高度文明的民眾轉變為野蠻人。當士兵入侵外國領土時，強姦、折磨和屠殺事件就時有發生。為恐嚇敵人使之屈服，指揮官有時會積極鼓勵這樣的行徑。有時，當軍官團失控和紀律崩潰時也會發生這種情況。日本和德國人清楚這一點，塞爾維亞人、韓國人、美國人、俄羅斯人和其他許多國家的人也清楚這一點。

誠然，某些國家的政治壓迫史相比其他國家更為悠久。俄羅斯人在這方面並不走運。有人或許會說，從歷任沙皇到總統普京，俄羅斯東正教堂的強大勢力一直是實行壓迫性統治的同謀。但如果聲稱普京的暴虐統治（或者說斯大林的）是俄羅斯文化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那就落入到與「從路德到希特拉」那些理論家們同樣的陷阱中。正如戰後德日兩國所顯示的那樣，民族性格可以迅速改變，根本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

盲目推定俄羅斯文化是普京侵略及烏克蘭殘酷戰爭的野蠻根源，既危險而又錯誤。取消俄羅斯作曲家的演出、封殺俄羅斯的藝術家和網球運動員，或者猛烈抨擊俄羅斯文化，都符合克里姆林宮獨裁者的意願。

沒有哪種文化，尤其是俄羅斯文化，是鐵板一塊。歐洲啟蒙運動席捲聖彼得堡，當時許多俄羅斯作家、作曲家和藝術家都到法國、德國和英國尋找靈感。此外，俄羅斯文化也有崇「尚斯拉夫」（Slavophile）的一面，他們對西方充斥着懷疑和不滿，這既是某種偉大浪漫和精神藝術的源泉，也助長了暴力偏執狂的理念。多思托耶夫斯基的小說是這兩種要素混合在一起的表現。

普京引導着這種偏執傾向。他希望所有俄國人都感覺傲慢、頹廢、墮落的西方，正在竭盡所能地統治他們並粉碎其驕傲的精神。他所利用的是一種很容易被激起，但卻並不屬於俄羅斯所獨有的受迫害情節。

納粹和日本的二戰宣傳都沉浸在自憐中。普京版宣傳依賴1941年德國對蘇聯恐怖入侵的慘痛記憶，同時，也有許多個性化因素融入其中。身為前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官員，他認為蘇聯的滅亡是對其所堅持一切的侮辱。但儘管這樣的想法會讓他受寵若驚，但普京並不代表俄羅斯文化。

將烏克蘭戰爭視為與普京政權及俄羅斯文化的衝突，同時將所有俄國人視為你死我活的敵人，是送給克里姆林宮的一份豐厚的禮物。它導致普京繼續讓俄羅斯民眾站在他那一邊所需的受迫害情節進一步強化。此外，它還助長了盟軍在戰後德國和日本，所誤以為的最根本和不可改變的民族特徵的那種態度。

我們必須避免再次犯下這樣的錯誤。相反，我們應當頌揚俄羅斯在藝術、音樂、舞蹈和文學領域的傑作，同時，只譴責毒害自己生成之地的普京及其核心內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