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術創新需要什麼

新冠大流行改變了人們對公共衞生、財政政策和國家在經濟中角色的態度。對於提高開發和生產藥物中的供應鏈韌性，和戰略自主權的要求，催生了「生命科學主權」的概念。

例如，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要求法國到2030年最少生產20種新的生物療法。在法國公共投資銀行的資助下，法國政府的法國醫療倡議，旨在支援國內生物技術生態系統，讓法國成為「先鋒mRNA國家」。同樣，許多其他國家的政府——從荷蘭到英國——正在加倍發展其國內生物技術行業。

這種關注是受歡迎的，但這是否足夠？新冠疫情的經驗反映，要獲得少數疫苗和療法的批准，需要對現有和新化合物進行數百次臨床試驗——其中許多以失敗告終。醫療創新是昂貴的，與之相關的成本和風險，往往會被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公民所誤解。

以核糖核酸干擾（RNAi）療法背後的故事為例，這是一種針對疾病的遺傳基因，使用小干擾RNA（siRNA）從源頭「關閉」有害蛋白質的新型藥物。這些治療具有幾乎無限的潛力，但從科學的可能性到患者真正機會的旅程非常漫長。

1950年代DNA結構和功能的發現，啟動了一項持續的研究工作，以了解支持基因表達過程的生物學機制。在這些突破的基礎上，法爾（Andrew Fire）和梅洛（Craig Mello）於1998年發現了RNAi，即「基因沉默」（gene silencing），並因此獲得了2006年的諾貝爾獎。

法爾和梅洛的發現引起了群情激奮，認為siRNA可能用作一種新型療法。製藥公司在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投入巨資，但很快就遇到了將RNAi技術轉化為治療藥物的技術挑戰。最突出的問題是，如何將siRNA輸送到人體的正確位置，以使其有效工作（即輸送到疾病基因表達的器官）。跨越這個未知領域的困難，讓許多研究人員和公司感到絕望。

到2010年代初，大多數大型製藥公司已經完全終止了對該技術的投資。只有少數幾家公司——包括我們自己的 Alnylam——仍然致力於，並最終用脂質納米顆粒（LNP）作為RNAi載體，解決了送遞的問題。目前，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和歐洲藥品管理局（EMA），批准了4種RNAi療法，LNP也被用於新冠mRNA疫苗。但重要的是要謹記，Alnylam花了20年時間和近75億美元才達到這一地步。

RNAi的故事提供了關於「生命科學主權」的重要教訓。首先，成功不僅需要卓越的科學成就和公眾支持。如今，大波士頓地區已成為世界級的生物技術中心，擁有逾1000家生物技術相關公司。但是建立這個生態系統花了50年，從 1970年代Biogen的成立開始就開始了。

波士頓生物技術生態系統的發展，歸功於多種力量的相互作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擁有世界一流的生物醫學專業知識當然有幫助，但工程、商業、金融、計算和數據科學等跨學科技能的可及性也很重要。同樣，這個年輕的行業也毗鄰一些世界上最大的研究醫院。將科學界和醫學界聚集在一起，對於臨床發展至關重要。最後，波士頓和紐約的早期風險資本家和投資者提供了必要的資金。

第二個教訓是關於「主權」，這個概念可能有問題，因為它暗示了民族主義傾向。事實上，任何生命科學生態系統想要成功，就必須面向國際和開放，這樣才能利用世界各地的科學知識、人才和資本。許多歐洲和日本最大的製藥公司——賽諾菲、諾華、武田和易普生——投資於波士頓的醫療設施是有原因的。

為了協助本國公司在國際成長，政府需要確保其政策有利於吸引來自國外的人力和金融資本。英國似乎明白這一點。通過其大型生物醫學資料庫和研究資源Biobank，它利用國民保健服務 (NHS) 數據與全球公司和研究人員，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最終促使新藥的開發。

第三，醫療創新需要來自公共和私人範疇的大量資金。在這方面，歐洲繼續落後於美國。它需要更多的資金才能趕上，並且——或許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生物技術競賽中不被中國超越。

最後，為了確保財務可持續性和投資的持續循環，市場和政策鼓勵措施必須協調一致以獎勵創新。在這方面，歐洲也遠遠落後於美國。由於歐洲市場支離破碎，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達成創新，因而導致投資回報率降低。在有限的增長機會和不利的市場准入相關的商業風險之間，研究能力和臨床試驗的投資阻力重重。

一個更加統一的歐洲市場，可以及時可靠地評估新的創新，從而解決這些問題，創造投資和增長的良性循環。但這需要改變思維方式。決策者需要開始將生命科學創新視為一項戰略投資，而不是醫療保健成本。

他們還需要改善獲得新創新的機會，就像NHS的人口健康管理計劃所做的那樣，利用患者的病史實現新療法及早和廣泛的獲取。許多其他創新解決方案存在，但引導採用和使用需要生物技術行業、政策制定者和公眾之間的更多對話和新的社會契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