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綠能對牧民變得安全

田園社區靠土地生活。在我成長的肯亞北部，我們飼養了當地品種的牛，它們在乾旱牧場放牧。但我們的土地不僅是我們生計的基礎，它也奠定了我們的文化和身份。正如本地格言所說：「這是埋葬我們臍帶的地方。」如果這條臍帶被切斷——如果我們的社區與土地分離——傳統告訴我們，我們將無法生存。

肯亞的機構，從學校到政府，持有不同的看法。學校教導說，牧民生活在貧瘠和低產的荒地上，我們飼養牲畜的方法已經過時，還會破壞環境。官方政策旨在迫使牧民社區放棄他們的放牧生產系統，以利於更「先進」或「現代」的農業系統，例如根據傳統智慧生產率更高、更加可持續的種植業。

直到我作為研究生學習，我才遇到相反的可信證據。事實證明，我的肯亞北部社區一直都是對的：牧民的放牧非常適合旱地條件，並且畜牧業是一種可行的土地利用選擇，可以可持續地利用分散的資源。

不幸的是，我還了解到，對放牧系統的偏見是普遍存在的。這種偏見的背後是一套有嚴重缺陷的邏輯，而它繼續影響着土地使用決策，包括讓牧場用於綠色能源項目的決定。

很容易理解為何綠色能源生產商將目光投向牧場，誤導性地貼上「荒地」的標籤。由於牧場相當平坦，而且往往會有強烈的太陽射線照射和強風，因此它們是廉價且有利可圖的太陽能和風能項目的理想場所。

牧場人口稀少大有幫助。儘管當地居民常常抗拒太陽能和風電場的開發，但畜牧業社區挑戰當局的能力不如富裕和人數眾多的城市居民。

牧民捍衞自己利益的力量，因為他們經常被排除在相關決策過程之外而被進一步削弱。在肯亞、印度、摩洛哥和挪威，大型綠色能源項目已在牧民所使用的土地上展開，而沒有與這些群體進行充分協商，也沒有給予寫入全球人權協定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FPIC) 原則充分的考慮。

根據FPIC原則，土著和畜牧業社區有權對可能影響他們或他們的領地的項目，授予或不授予許可。但傳統牧民通常缺乏對公共牧場法律認可的所有權，該權利被認為由國家為其公民「託管」持有。

但國家往往並不尊重傳統土地權利，即使這意味着違反國際協定。因此，在建造太陽能農場的地方，牧民無法獲得牧場。風電場對放牧的干擾較少，但通常被牧區視為侵犯了他們的土地和文化權利。事實上，正如我和我的同事沃特爾斯-拜爾（Ann Waters-Bayer）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所指出的，綠色能源項目導致土地和能源被剝奪、牲畜遷徙路線受到干擾、牧區文化受到破壞，以及牧區土地利用系統的韌性下降。

畜牧業社區試圖反抗——有時是暴力的，有時是通過法庭。在兩個案例中——一個在肯亞，另一個在挪威——法院裁定土地徵用過程非法。但兩個案例中的風力渦輪機仍在旋轉，突顯出牧民必須為保護他們的土地、文化和生計而進行的艱苦戰鬥。

牧民賴以生存的土地有更好的管理模式。在蒙古，與當地社區的有效協商，意味在項目設計過程中考慮當地對太陽能發電場選址的擔憂，牧民可以完全使用風力渦輪機和電力線下的牧場。因此，畜牧系統完全沒有受到破壞。在加拿大、肯亞和墨西哥，一些綠色能源項目通過收入分享，使當地社區受惠。

這種模式無法迅速採用，因為世界正面臨着能源擴張的「綠色掠奪」熱潮。烏克蘭戰爭導致全球能源價格飆升，多個歐洲國家爭相尋找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替代品。再加上在實現淨零排放方面取得進展的壓力，擴大綠色能源生產的動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陽光明媚、風吹日曬的乾燥熱帶和亞熱帶「荒地」，從未如此具有商業吸引力。

顯然，擴大綠色能源至關重要。綠色能源項目甚至可以改善動物福利，例如提供遮蔭。問題歸根結底在於設計：開發者應採用將農作物種植、畜牧業、生物多樣性保護、農村社會和經濟活動，以及能源生產相結合的多功能土地利用方法。

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方法是通過透明、包容和參與的過程，畜牧業社區在其中發揮核心作用。更強而有力地執行FPIC等人權原則，和更健全的承認公共土地權利的法律制度，也必須成為綠色能源項目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愈來愈多的牧民將讓可再生能源巨頭奪走他們的土地，導致貧困、移民、絕望和衝突加劇。這將是極端的氣候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