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醫用氧氣注入新生命

新冠肺炎已經奪走了最少1800萬人的生命，其中有多少人是因為缺少醫用氧氣致死是個問題。政府不想談論這個問題，因為這可能意味承認成千上萬——甚至數十萬名民眾本不應該死亡。但除非衞生系統採取措施，確保未來有足夠的氧氣供應，否則它們有可能重蹈過去兩年的覆轍。

高收入國家已經在努力確保醫用氧氣供應，但許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仍然需要國際支援。這些國家在大流行之前已有人因缺乏醫用氧氣而死亡，因為全球衞生和開發機構沒有認真幫助中低收入國家政府，縮小需求和供應之間的缺口。

這一缺口是中低收入國家新生兒和兒童死亡率居高不下、成人死於傳染病和慢性病，以及有人死於需要手術的傷害的原因之一。大流行之前發表的研究發現，在尼日利亞醫院因肺炎而住院的的兒童中，有五分之四沒有得到他們需要的氧氣，而只需要讓氧氣到達兒科病房，便可以將兒童死亡率降低50%。

正如世界衞生組織的瑞安（Mike Ryan）所說，新冠病毒撕下了舊傷口上的膠布，導致一些國家在短短幾周內，氧氣需求增加了十倍。中低收入國家現在每天需要約50萬個大型氧氣瓶治療新冠患者，而這只是冰山一角。每個需要氧氣的新冠患者，最少對應着其他5名同樣需要氧氣的患者，其中包括每年720萬名進入醫院的中低收入國家肺炎兒童。

國際應對的主要工具是ACT-Accelerator（ACT-A）新冠氧氣緊急工作組，由Unitaid專家帶領，該工作組建立了一個系統，協助中低收入國家防止氧氣短缺。迄今為止，工作組已向中低收入國家政府及其聯合國和非政府組織合作夥伴，提供了近10億美元——其中全球基金（Global Fund）一家便貢獻了5.6億美元。這筆資金已用於液氧、變壓吸收製氧設備、流動製氧機、氧氣療法，以及安裝、操作和維護設備所需的人工。

這筆資金幫助了逾100個國家，主要是非洲和亞洲國家。但仍有中低收入國家難以提供氧氣，因此工作組已要求在 2022年再提供10億美元。美國總統拜登本周的第二次全球新冠肺炎峰會也將強調這一問題，呼籲政府、公司和慈善機構做更多的事。

向捐助者提出的理由很明確。治療新冠患者並一勞永逸地拉平大流行病死亡曲線，是一種道德義務。對氧氣的投資將有助於實現這一目標，並在未來挽救生命。氧氣不僅是治療幾乎所有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所包含的健康情況的基礎方法，也是有效的大流行防範和應對（PPR）的關鍵支柱。

隨着世界轉向長期新冠管理，氧氣生產和分配系統需要置入全球衞生基礎設施中。負責改善新生兒和兒童存活率、傳染病和慢性病管理以及PPR的國際組織，都與獲取氧氣密切相關。這些機構應將方興未艾的ACT-A氧氣夥伴關係正式化，將其轉變為全球氧氣聯盟（Global Oxygen Alliance），使授權延長至2030年（與可持續發展目標保持一致），並擴大成員範圍，納入專注於慢性病的國際機構。

縮小氧氣供應缺口的成功聯盟有5個要素。首先，中低收入國家政府和負責提供醫用氧氣的國家機構，需要發揮領導作用。在理想情況下，它們要以政治認可的國家氧氣獲取計劃為指導，政府的衞生預算為這項工作提供資金。

其次，需要外部支援，為其國家計劃提供資金的中低收入國家政府，應該能夠利用來自各種多邊、雙邊和慈善來源的貸款和贈款。全球基金應繼續提供贈款資金，作為其新的PPR目標的一部分，多邊開發銀行也應為此目的提供貸款。

第三，應給予氧氣生產商更多的鼓勵和機會，與中低收入國家政府和全球衞生和開發機構合作。應該在ACT-A新冠氧氣應急工作組現有行業合作藍圖的基礎上，提供諒解備忘錄、保密協定，以及設備採購、安裝和維護的透明競標。此外，開發金融機構應向氧氣生產商提供貸款、股本和擔保，支援中低收入國家減少對氧氣進口和脆弱的全球供應鏈的依賴。

第四，聯合國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在其較活躍的中低收入國家，必須繼續支援這些國家政府制定國家氧氣計劃、收集資料、採購供應品、培訓衞生保健工作者和生物醫學工程師，並監測和評估進展。為此，它們將需要雙邊發展機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歐盟委員會等）和慈善機構（如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斯科爾基金會（Skoll Foundation）等）的持續資助。

最後，中低收入國家政府需要獲得有關國家氧氣需求的高質素的、及時的數據——例如低氧血症患者每年的數量，和他們需要多少氧氣——以及衞生系統的氧氣產能，從而能夠迅速採取行動彌補赤字。捐助者應更多地投資於國家健康監測和統計機構，同時利用現有數據估算低氧血症負擔，作為全球疾病負擔的一部分。應該資助諸如醫藥獲取基金會（Access to Medicine Foundation）之類的獨立機構，以追究氧氣行業的責任。

隨着我們度過大流行的急性階段，接下來的6個月至關重要。在理想情況下，到9月，ACT-A新冠氣緊急工作組將成為全球氧氣聯盟，由Unitaid擔任領導，並繼續定期舉行會議，以協調投資、調動資源並監測，確保平等獲取基本藥品的措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