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烏克蘭制定一個馬歇爾計劃

如今談論烏克蘭的馬歇爾計劃，已成為一項流行運動。流程大概是先拋出一個數字，也就是烏克蘭遭俄羅斯入侵破壞後的重建成本——2500億、5000億或1萬億美元，這取決於對被破壞程度、難民安置成本等的估算。然後將二戰後馬歇爾計劃的總成本，與1948年該計劃啟動時的美國GDP進行對比，之後大概推斷出以下結論：相對於各大捐助國的體量，烏克蘭重建成本將與馬歇爾計劃支出大致相同。

事實上，這類比較並不是對馬歇爾計劃歷史的最佳運用。只要戰爭持續時間和烏克蘭合法政府的領土控制範圍一天沒確定下來，重建成本就依然是一個未知之數。雖然當年美國在4年內將本國1948年GDP的近5%投放到戰後歐洲，但僅依據這一史實並不足以告知我們，該援助水平放到烏克蘭身上就是合理的。

而這段歷史的其他方面，則與烏克蘭的情況更為相關。例如具有啟發意義的一點就是，馬歇爾計劃的付款，甚至在歐洲仍有零星戰鬥時就啟動了。雖然希臘內戰持續到1949年夏天，但該國在1948年就拿到了馬歇爾計劃援助。事實上，在美國援助希臘使團的支持下，希臘在1947年就已經收到了3億美元，而該特派團的組成架構也為馬歇爾計劃提供了範本。

對烏克蘭的援助也可以立刻開始，但應謹慎使用，例如不應把資金拿去修復那些容易被俄羅斯再次摧毀的橋樑設施。

而同樣重要的是，馬歇爾計劃的資金有90%以上是贈款，只有10%是貸款。當前有人呼籲西方大國，為烏克蘭政府的新債券提供擔保，使其借貸成本可以降至個位數，並為重建提供資金。但這將使烏克蘭的債務更加沉重，因為該國已經面臨着重組其歷史遺留債務的挑戰。因此，為烏克蘭的額外借款提供擔保，只能算是西方政府一種華而不實的重建援助方式。

此外，美國當年專門創建了一個獨立機構來管理馬歇爾計劃。這個不受國務院和財政部官僚掣肘的經濟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可以迅速運轉起來。它能夠利用私人範疇的專業知識，例如其負責人霍夫曼（Paul Hoffman）本身就是Studebaker汽車公司總裁。同時還規避了與聯合國的糾葛，因為蘇聯的聯合國成員資格會帶來麻煩。

對烏援助同樣應由一個對捐助國政府負責的自治機構來管理。雖然它可以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磋商，和（在理想狀態下）協調運作，但由於俄羅斯也是這兩個組織的成員，它應當保持自身的獨立性。

馬歇爾計劃的設計者們認識到，受援國有必要擁有自主權，同時應當在「信任但核實」的基礎上開展工作。歐洲各國政府都提交了詳細的美國資金支出方案，並據此在撥款到賬戶前，與經濟合作署展開艱苦談判。對於希臘這種腐敗問題較為突出的國家，合作署在該國相關部門中安排加入數百名經辦代表，而行政改革也是馬歇爾計劃援助的一個重點和前提條件。

烏克蘭人對外國干涉自身重建的敏感性是可以理解的。但外國監督也是外國援助的代價，特別是涉及如此大規模重建的情況下。基輔政府可以通過提高其支出透明度來提供保證，如強化其網上公共採購網站ProZorro的功能。

當年的馬歇爾計劃將重建出口能力放在首位。它認識到國際競爭的振奮作用，和歐洲一體化的政治好處。烏克蘭幾乎必然面臨一條無憂地晉身為歐盟成員的漫長道路。但如果西方的援助結構能夠使烏克蘭的體制和政策與歐盟一致，那麼路程就可以被縮短。

最後馬歇爾計劃使歐洲在技術上躍進了一代。歐洲在採用戰後經濟增長黃金時代所倚仗的「高速生產」製造法方面，比美國遲了幾十年，因此與其簡單沿用戰前路線重建歐洲工業，倒不如努力轉讓美國的前沿製造技術。作為馬歇爾計劃資助的生產力代表團的一部分，歐洲的官員、工廠經理和工會成員，紛紛前往美國學習並帶着新知識歸國，為生產力增長帶來了切實的貢獻。

烏克蘭如今同樣有機會跨越一代技術——綠化其能源系統，使其交通和通訊基礎設施現代化，並更新城市規劃。這些都是烏克蘭人的首要任務，而西方可以且應當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