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負面影響提醒了我們：全球經濟總會遭遇一些不可預見的破壞。這種教訓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沒人預料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也沒有人預見到2008年金融危機、新冠疫情或特朗普的當選——這導致美國轉向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就算有些人預見到了這些危機，也無法準確指出它們會在什麼時候發生。

上述每一個事件都造成了巨大的宏觀經濟後果。新冠疫情讓我們意識到，看似強勁的經濟其實缺乏抗衝擊能力。作為超級大國的美國，甚至無法生產口罩和其他防護裝備這類簡單物資，更別提測試劑和呼吸機這些複雜產品了。這場危機加強了我們對經濟脆弱性的理解，重現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眾多教訓之一，當時僅一家公司（雷曼兄弟）的破產，就差點導致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崩潰。

同樣，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烏克蘭戰爭，正在加劇本已令人擔憂的糧食和能源價格上漲，給許多發展中和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那些疫情期間債務飆升的國家——帶來了嚴重的潛在影響。歐洲在事實上也非常脆弱，因為它依靠俄羅斯提供天然氣——像德國這類主要經濟體，無法迅速或廉價地擺脫這種依賴。許多人都擔心這種依賴正在削弱對俄羅斯惡劣行徑的應對，而這也是有道理的。

這一特定事態發展其實是可以預見的。在15年前出版的《讓全球化發揮作用》（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一書中，我問到：「每個國家是否都認為[安全]風險，只是我們為更高效全球經濟所支付的其中一部分代價？歐洲是否認為，如果俄羅斯的天然氣最便宜，那麼我們就該從俄羅斯採購並罔顧對自身安全的影響......？」不幸的是，歐洲最後為了追求短期利潤而忽略了顯而易見的危險。

而當前缺乏抗衝擊能力的背後，則是新自由主義及其構建的政策框架的徹底失靈。市場本身是短視的，而經濟的金融化又加劇了這一點。它們沒能充分考慮到一些關鍵風險（尤其是看似遙遠的那些），即使後果可能極其嚴重。此外市場參與者知道，只要風險是系統性的——如上述所有危機那樣——政策制定者就無法坐視不理。

正因為市場未能充分考慮到這種風險，所以對抗衝擊能力的投資就太少，並因此產生了更高的社會成本。通常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為風險「定價」，迫使企業為其行為的後果承擔更多責任。同樣的邏輯也決定了我們要為溫室氣體排放等負外部效應定價。如果不為碳排放制定一個價格，就會有太多的污染、太多的化石燃料使用，以及太少的綠色投資和創新。

但是為風險定價要比為碳定價難得多。雖然其他選項——產業政策和法規——可以使經濟朝着正確方向發展，但新自由主義的「遊戲規則」使提高抗衝擊能力的干預措施變得更加困難。新自由主義構建於一個理性企業在完全有效市場的背景下，追求長期利潤最大化的幻想之上。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體制下，企業就應該從最便宜處採購，即使個別企業未能適當考慮到依賴俄羅斯天然氣的風險，政府也不應該進行干預。

當然，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也包含了一項國家安全豁免條款，歐洲當局可以援引該條款以證明干預措施的合理性，進而降低其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然而多年來德國政府似乎都是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的積極推動者。對德國立場的善意解讀為它希望利用商業馴服俄羅斯。但這其中長期彌漫着腐敗的氣息，而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就是其中代表，他先是作為德國總理主持了本國與俄羅斯利益糾纏日益加深的關鍵階段，隨後又到俄羅斯國有天然氣巨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擔任要職。

現在的挑戰是要建立適當的全球規範，好將保護主義惡行和對依賴性和安全問題的合法應對區分開來，並制定相應的系統性國內政策。這將需要多邊審議和謹慎的政策設計，以免再次出現像特朗普利用「國家安全」關切作為藉口，對加拿大汽車和鋼鐵徵收關稅的惡意行為。

但問題的關鍵並不僅是調整新自由主義的貿易框架。在新冠期間，由於世貿組織的智識產權規則壓制了世界許多地區的疫苗生產，成千上萬的人白白喪命，病毒也在不斷傳播中發展出新的變異株，使其更具傳染性並對第一代疫苗產生了抵抗力。

很顯然，人們對智識產權安全關注太多，而對經濟安全的關注卻太少。我們需要開始重新思考全球化及其規則。我們已經為當前的正統觀念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只希望能從本世紀的歷次大震盪中汲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