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矛盾之處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開始以來，已有近250萬名烏克蘭難民逃往波蘭，超過35萬名難民進入匈牙利。但在2015年，時任總理的默克爾允許110萬名庇護尋求者——其中約40%是敍利亞人——進入德國時，波蘭和匈牙利面對逃離中東大屠殺的民眾，堅決關閉邊境。

上述截然不同的反應讓某些人，主要是「進步人士」，非常憤怒。他們認為，在匈牙利邊境用催淚氣體和水炮阻止阿拉伯庇護尋求者，但卻張開雙臂歡迎烏克蘭人，無疑是種族偏見，甚至是「白人至上」的表現。

所有人類生命都同樣寶貴。從道德角度說，來自阿勒頗受過創傷的年輕人，和來自哈爾科夫絕望的母親沒有區別。但出於實際和心理方面的原因，各國根據文化、宗教、語言和政治區分難民。對於人口種族相同的國家而言尤其如此，例如今天的波蘭。

同樣，雖然泰國此前曾經接收數十萬來自柬埔寨、老撾和緬甸的難民，但多數泰國人卻難以想像接收100萬名烏克蘭難民。畢竟，讓來自鄰國的難民融入已經足夠困難。

多數人，無論是泰國人還是波蘭人，都更容易認同與自己相似者的命運，不僅在身體上，而且在社會和文化背景方面。其他人的痛苦感覺更加遙遠。這並不公平。理想情況下，上述不同應當沒有差異。但真正的普救主義者非常罕見。

事實上，那些接納曾幾何時被稱為第三世界的行事，並迅速譴責他人為種族主義者的左翼人士，有時自己也有錯誤的偏見行為。那些因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當局手中遭受的每一次不公而大發雷霆的人，面對在厄立特里亞、蘇丹或緬甸所犯下更嚴重的暴行，反應往往要小得多。

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與身份認同有關。許多以色列人都具有歐洲血統，而加沙或約旦河西岸所發生的暴力事件，讓西方反帝國主義者想起了歐洲的殖民史。類似的因素曾經影響了外界對南非的態度。種族隔離是一種邪惡的制度。但它由白人設計這一事實，不知何故使它看起來比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或烏干達阿敏（Idi Amin）的兇殘政權，更令人難以接受。

上述觀點在不知不覺中暴露了有害的雙重標準。似乎不能指望剛果人或烏干達人，對人權有着與白人相同的理解，但更像歐洲人的以色列人卻有所不同。

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也不能保證行為的體面。事實上，情況可能恰好相反。內戰的野蠻程度，往往超過不同國家間的戰爭。試想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爆發的血腥分裂，或者1990年代盧旺達的種族滅絕和巴爾幹的屠殺事件。在這樣的衝突中，殺戮幾乎永遠伴隨着難以言喻的墮落，語言、宗教或種族差異被政治化到達一個具致命特質的地步。

這樣的暴行一定在某種程度上，能被親密的社交關係所解釋。砍殺一位其孩子曾在你家參加生日聚會的鄰居並不容易，需要打破束縛你手腳的東西。在殺死一個你如此熟悉的人之前，他或她必須被貶低、被剝奪所有尊嚴，並被貶低至你所認為不再像人類的樣子。這解釋了為什麼盧旺達胡圖人被煽動至陷入一種瘋狂狀態，這些人敦促他們獵殺圖西族「蟑螂」。對胡圖沙文主義者而言，圖西族是一些只能被滅絕的生物。

甚至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自2014年以來，東部說俄語的民眾和西部說烏克蘭語的民眾之間，就已經爆發了一場內戰。事實上，烏克蘭面臨更複雜的局面。勇敢反抗俄羅斯侵略的總統澤連斯基以俄語為母語，哈爾科夫、馬里烏波爾、奧德薩等地，說俄語的民眾並不認同俄羅斯，而認同烏克蘭。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文化、宗教和語言認同，在諸多方面有所重疊。但戰爭揭露了俄羅斯總統普京聲稱，烏克蘭並非一個真正國家，烏克蘭人也並非真正民族的謊言。儘管許多俄羅斯士兵似乎並不知道自己在為什麼而戰，而烏克蘭人的情況卻恰好相反。

可悲的是，沉迷於細微的差異可以產生巨大的仇恨。烏克蘭士兵用機槍射殺被捆綁的俄羅斯戰俘的錄像，最初被認為更多是俄羅斯的宣傳。但當它被證明為真實的時候，我們也不必大驚小怪。最近所出現的證據顯示，俄羅斯軍隊顯然針對烏克蘭平民犯下了暴行，包括酷刑、性侵和處決。

因此，我們應當稱讚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向急需幫助的烏克蘭人伸出援手。如果歐洲人能對敍利亞人、阿富汗人和歐洲大陸以外戰爭的其他受害者，也表現出同樣的同情，那就太完美了。但總的來說，他們做不到也不能因此將東歐人抹殺為白人至上主義者。人類的同情心是一種足夠稀缺的商品，因此每當它出現，我們都應該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