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實行氣候問責

世界各國領導人齊集里約熱內盧，就一系列措施達成一致，以啟動全球動員應對人為氣候變化，並滿足更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必須使命，已經過去了30年。他們的里約宣言申明，「人類是可持續發展問題的核心。他們有權享受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健康和富有成效的生活。」

如今，在1992年尚未出生的數千萬人正在遭受最嚴重的氣候危機。在這個已經被經濟不平等和社會不公所困擾的世界中，新冠疫情暴露並加劇了過去3年的政策失敗。政治領導人沒有履行他們之前的承諾。

為了克服惰性，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最好傾聽那些在氣候危機前線表現出真正領導力和創新精神的人。其中包括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弗里敦（Freetown）市長阿吉-索耶爾（Yvonne Aki-Sawyerr），以及肯亞的瓦圖提（Elizabeth Wanjiru Wathuti）和菲律賓的米茲·喬奈爾·譚（Mitzi Jonelle Tan）等年青活動家，我在上月報業辛迪加（ Project Syndicate）的「綠色世代」（Generation Green）活動中，與他們討論了未來的挑戰。

這些代際辯論對於推動進步和維護里約宣言的核心原則之一至關重要：「必須落實發展權，以平等地滿足當代和後代的發展和環境需求。」

里約最強大的遺產之一是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 UNFCCC一直是國際社會通過年度締約方會（COP）峰會，加強氣候行動政治共識的關鍵多邊機構。

去年11月在格拉斯哥舉行的COP26會議上，加強2015年巴黎氣候協議的國家自主減排貢獻、縮小氣候適應融資缺口，以及停止使用煤炭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鑑於排放量和溫度上升帶來的生存威脅，這些進步還遠遠不夠。

因此，2022年必須成為問責之年，所有主要排放國都要提交所謂的《格拉斯哥氣候公約》承諾。該宣言維持了將全球變暖限制在巴黎協定所商定的、相對於工業化前的水平以上攝氏1.5度的生命線。在COP26上，所有國家都承諾最快在今年加強雄心，重新制定減排目標。具體而言，那些仍未設定符合巴黎商定的2030年目標的國家，應在今年11月在沙姆沙伊赫（Sharm El-Sheikh）舉行的COP27之前完成。所有國家都必須加快落實新承諾，但富裕的G20經濟體能夠這樣做尤為重要，因為它們對全球排放負有大部分責任。

氣候金融仍然是難題的另一個關鍵部分。自富裕國家在哥本哈根的COP15上承諾，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緩解和適應措施以來，已經過去了十年多了。這個目標從未兌現。為了全球信任和善意，富國今年必須兌現這一承諾。

COP27將由一個非洲國家在紅海之濱舉辦。非洲國家對氣候變化的「貢獻」微乎其微，但非洲是最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大洲。為了正義和團結，我希望看到非洲以一種聲音說話，以確保COP27推動該地區對適應、金融以及損害（L&D）的關注——承認各國正在遭受超出適應能力的氣候影響。

COP26在損害方面存在遺留問題，因為美國在歐盟的支持下，推遲建立新的金融機制以協助氣候相關災難後的社區重建。儘管如此，各國代表承諾就該問題進行進一步討論，這意味COP27是一個實現突破的重大機會。

一個有效的損害基金對於氣候脆弱的國家愈來愈重要。在COP26上，蘇格蘭政府和比利時瓦隆大區邁出了第一步，分別認捐270萬美元和100萬美元用於緩解損害（慈善組織也會相應配資）。但這筆資金目前無處可去。

另一個令人鼓舞的發展是，南非、歐盟、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達成了支持南非實現遠離煤炭的「公正轉型」的協議。現在需要在此基礎上再接再厲，並在其他地方仿效。

推動里約峰會及其成果的多邊主義精神在今天仍然不可或缺，儘管地緣政治氣候充滿緊張、相互猜疑和機構弱勢。正如我的元老會同事潘基文對「綠色一代」聽眾所說，「我們都要在應對氣候危機中發揮作用——尤其是那些有能力帶來變革的人。」

為了紀念里約峰會的遺產，為了滿足那些已在承受氣候危機後果的人們的需求，為了限制對子孫後代的影響，我們都必須努力走得更遠，更快地保護我們共同的家園。而2022年必須成為一個轉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