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現實主義的現實主義

烏克蘭當前的危機，是美國外交政策缺乏現實主義造成的嗎？一些分析人士認為，自由派渴望傳播民主，是推動北約向俄羅斯邊境擴張的原因，導致俄羅斯總統普京感到日益受到威脅。從這個角度來看，普京要求一個類似美國以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曾在拉美劃定的勢力範圍，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這種現實主義論點存在一個問題：北約於2008年決定邀請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最終加入聯盟（由小布殊政府大力推動），很難被稱為自由主義，也不是由自由派所推動。在提出這樣的論點時，現實主義者指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當時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自由主義所帶來的法律主義和理想主義外交政策，沒能阻止二戰的爆發。

因此，在1940年代，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學者和肯南（George Kennan）等外交官警告美國，今後必須將外交政策建立在現實主義基礎上。正如摩根索在1948年所解釋的，一個「國家無權讓對侵犯自由的道義反對，阻礙成功的政治行動」。或者，用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家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最近的說話：「國家在一個自助的世界中運作，在這個世界中，生存的最佳方式是盡可能強大，即使這需要採取無情的政策。這不是一個美好的故事，但如果生存是一個國家的首要目標，那就沒有更好的選擇了。」

這一方針有一個著名的歷史案例，邱吉爾於1940年下令攻擊法國海軍艦艇，殺死了約1300名英國盟友，也不讓艦隊落入希特拉之手。邱吉爾還授權轟炸德國民用目標。

但是，儘管許多觀察家以英國的生存受到威脅為這些決定辯護，但他們也譴責1945年2月對德雷斯頓（Dresden）的燃燒彈轟炸，因為那時歐洲的勝利已經確定。邱吉爾可以在戰爭初期援引生存的必要性，以論證應該暫時拋開一切道德規則，但在後來生存已不再是一個問題時繼續這樣做就是錯誤。

總的來說，這種水深火熱的情況很少見，大多數領導人在選擇他們駕馭世界的思想地圖時會採取折衷。因此，當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被要求解釋他聽說沙地記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被謀殺時沒有驚詫時說：「美國優先！世界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當現實主義者將世界描述為好像不存在道德選擇時，他們只是在掩飾自己的選擇。生存可能佔第一位，但這並不是唯一值得堅持的價值觀。今天的大多數國際政治根本無關生存。聰明的現實主義者可能不會敦促北約擴張納入烏克蘭，但也不會支持完全放棄它。

畢竟，聰明的現實主義者知道不同類型的實力。任何總統都不能在沒有實力的情況下領導國內外；但實力不僅是炸彈、子彈或資源。有3種方法可以讓別人做你想做的事：強制（大棒）、支付（胡蘿蔔）和吸引（軟實力）。對實力的全面理解包括所有這3個方面。

當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將一個國家與某些道德立場聯繫起來，這種認識就會賦予軟實力。但由於軟實力行動緩慢，而且本身很少充分，因此領導者總是會動用強制或支付的硬實力。他們必須牢記，單獨使用硬實力時，其成本可能高於與吸引力的軟實力相結合時的成本。羅馬帝國不僅依賴它的軍團，也依賴羅馬文化的吸引力。

在冷戰初期，蘇聯在歐洲享有很大的軟實力，因為它曾與希特拉抗衡。但是，當它在1956年和1968年使用硬軍事實力分別鎮壓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自由運動，將這種善意揮霍一空。相反，美國在二戰後在歐洲的軍事存在，與通過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支持歐洲復甦的援助相結合。

一個國家的軟實力取決於它的文化、價值觀和政策（當它們被其他人視為合法時）。就美國而言，軟實力常常因為美國總統用來解釋其外交政策的敍事而得到加強。例如，甘迺迪、列根和奧巴馬制定的政策，吸引了國內外的支持，而尼克遜和特朗普在贏得美國以外的支持方面不太成功。

在一個主權國家的世界裏，制定外交政策的現實主義是無可避免的。但是太多的現實主義者止步於此，而沒有承認世界主義和自由主義往往可以作出重要貢獻。因此，現實主義是外交政策的必要但不充分的基礎。

問題在於程度。從來沒有完美的安全，政府必須決定，在其將自由、身份或權利等其他價值觀納入其外交政策之前，需要確保多少安全。外交政策選擇常常使價值觀與實際或商業利益衝突，例如美國決定向威權盟友出售武器，或譴責中國的人權紀錄時。當現實主義者將這種取捨視為類似邱吉爾襲擊法國艦隊的決定時，他們只是在回避棘手的道德問題。

但總統拜登不能忽視這個問題。他今天的外交挑戰是，找到一種在不放棄烏克蘭或維持美國軟實力和聯盟網絡價值觀的前提下，避免戰爭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