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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 | 2021-12-14 14:45

Project-Syndicate 薩克斯(Jeffrey D. Sachs)

是時候徹底重整全球金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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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月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上,數百家金融機構宣布,會拿出數萬億美元資助氣候變化解決方案。然而有一個重大障礙在眾人面前:世界金融體系實際上阻礙了面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流,給許多國家設下了一個金融死亡陷阱。

經濟的發展取決於對3種主要資本的投資:人力資本(健康和教育)、基礎設施(電力、數碼、交通和城市)和商業。貧窮國家以上各項資本的人均水平都較低,因此也具備通過對其予以均衡投資進而實現快速增長的潛力。如今這種增長可以而且應當是綠色和數碼化的,而不是過往那種高污染型增長。

全球債券市場和銀行體系本應為可持續發展的高增長「追趕」階段提供足夠的資金,但這一切卻並沒有發生。從全球債券市場和銀行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依然很少,同時對借款人來說成本極高且不穩定。發展中國家借款人每年支付的利息費用,往往要比富裕國家高5%至10%。

發展中國家借款人通常會被視為高風險群體。債券評級機構通過死板的公式,給這些國家計算出較低的評級——只因為後者較為貧窮。然而這些被認為高風險其實被誇大了,而且往往會轉化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

當一個政府發行債券為公共投資融資時,它通常倚仗的是自身在部分或全部債券到期時實施再融資的能力——只要其債務能與政府收入的長期軌跡契合就行。而一旦政府突然發現自己無法對到期債務實施再融資,那麼它就很可能會被推向違約的境地——這並非出於惡意,也不是因為在長期上無力償還,只是因為手頭缺乏現金。

已經有太多的發展中國家政府曾遇到這種狀況。國際貸款人(或評級機構)往往會出於隨便一個什麼原因,認定某國家已經變得不可信任,而這種看法則導致該國政府的新貸款「驟停」。如果無法獲得再融資,政府就會被迫違約,進而「證實了」之前的憂慮是正確的。然後政府通常會轉而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緊急融資。同時該政府往往需要幾年甚至幾十年時間,才能重拾其國際金融聲譽。

而用本國貨幣進行國際借貸的富國政府,則不會面臨同樣的驟停風險,因為它們有本國中央銀行作為最後貸款人。向美國政府貸款被認為是安全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聯儲局可以在公開市場上購買國債,實際上就是確保政府可以滾動償還到期債務。

假設歐洲中央銀行能作為最後貸款人,那麼對歐羅區國家來說也是如此。當歐洲央行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一時未能扮演這一角色時,幾個歐羅區國家(包括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都暫時失去了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渠道。在那次闖下大禍後——這堪稱是歐羅區的一次瀕臨死亡的經歷——歐洲央行強化了其最後貸款人職能,通過大量購買歐羅區債券以實施量化寬鬆,從而為受影響國家的借款鬆了綁。

因此富國通常會以本國貨幣借款,除非出現了一些特殊的政策管理不善狀況(例如2008年的美國,以及在此後不久的歐洲央行),否則這都是一個成本低且流動性風險較小的做法。相比之下,中低收入國家一般都是以外幣(主要是美元和歐羅)借款,不但要支付極高昂的利率,還可能遭遇驟停。

例如,雖然迦納的債務與GDP比率(83.5%)遠低於希臘(206.7%)或葡萄牙(130.8%),但穆迪公司卻將其政府債券信用等級評為B3,比希臘(Ba3)和葡萄牙(Baa2)低幾級。迦納的10年期借款利率約9厘,而後兩國各自只需支付1.3厘和0.4厘。

各主要信用評級機構(惠譽、穆迪和標普全球)都會對大多數富裕國家和許多中上收入國家,授予投資級評級,而對幾乎所有中低收入國家和所有低收入國家予以次投資級評級。如目前只有兩個中低收入國家(印尼和菲律賓)獲得了穆迪公司的投資級評級。

總值數萬億美元的退休金、保險金、銀行和其他投資基金都會因為相關法律、法規或內部慣例,而遠離次投資級證券。而投資級主權評級一旦丟失就很難恢復,除非政府能獲得某個主要央行的支持。在2010年代有20國政府——包括巴巴多斯、巴西、希臘,突尼斯和土耳其——被降級至投資級以下,而後來被重新升至投資級評級的5個國家中,有4個在歐盟(匈牙利、愛爾蘭、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亞),沒有一個在拉丁美洲、非洲或亞洲(第5個是俄羅斯)。

因此我們迫切要對全球金融體系實施全面改革——這其實早就應該進行了。具有良好增長前景且亟待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應該能以體面的市場條款獲取可靠的融資。為此20國集團(G20)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設計一個充分考慮各國增長前景和長期債務可持續性的改進型新信用評級系統,然後根據改進後的信用評級系統,修訂相關銀行條例(如國際結算銀行的運作條例),以推動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貸款。

為了協助杜絕這類驟停狀況,20國集團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利用其金融力量,支持一個具有流動性的發展中國家主權債券二級市場。聯儲局、歐洲央行和其他主要央行,應與中低收入國家央行建立貨幣互換。世界銀行和其他發展金融機構也應大幅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貧窮國家)的贈款和優惠貸款。最後但也同樣重要的一點是,如果富裕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的幾個州——能斷絕與那些洗黑錢和避稅港地區的勾結,那麼發展中國家也會有更多的收入,資助可持續發展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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