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綠色中央銀行的論據

無論如何，中央銀行的行動須隨着氣候變化而改變，但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氣候變化會產生新限制，帶來新形式的公共和私人經濟活動。而央行的主要職能不應改變，它們也不應採取「綠色」目標，這可能會破壞對其傳統目標的追求：金融穩定和物價穩定（在美國，央行的雙重使命就是穩定物價和最大化就業率）。

在未來幾十年裏，氣候變化將是一個決定性的全球問題，畢竟我們遠沒有建成一個低碳、氣候適應性強的世界。溫室氣體排放的3個特點將阻礙我們作出正確的反應。首先，廉價能源的利益是在當下享受的，而代價在未來才會浮現，如全球變暖。其次，好處是「局部的」，只有溫室氣體排放國能享受，而代價是全球性的，這便是典型的外部性。第三，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最有效的方法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不合理的負擔，而在政治上，貧窮國家幾乎沒有得到補償。

消除氣候變化外部性最有效的方法是，採取有針對性的財政和監管措施，庇古稅（Pigouvian taxes）或可交易配額便可以有效推動溫室氣體減排。很難想像耶魯大學的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提倡的全球碳稅，在沒有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財富的情況下發揮作用，但這一政策必須在全球普及，針對能源使用和排放的規則和法規可以補充綠色稅收和配額，公共支出可以支援我們需要的綠色技術的研發。

不過這一套政策不包括向央行下達綠色使命。誠然，法定使命也是可以變的，央行一貫如此。歐洲央行的金融穩定任務是相對次要的，「不影響」其物價穩定任務。這並沒有妨礙它在全球金融危機、歐羅區主權債務危機和新冠病毒危機期間，採取果斷而有效的行動，儘管這意味在2021年，甚至2022年沒能很好地穩定物價。此外，《歐盟條約》第三條明確規定「高水平保護和改善環境質素」，因此很容易看出歐洲央行的金融穩定和貨幣工具如何能夠用於應對氣候變化。

但這並不意味它們應該以這種形式落實。標準的貨幣政策工具，如一個或多個政策利率、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和組成、前瞻指引和孳息率曲線控制，通常用於物價穩定任務或雙重任務。從結果來看，貨幣政策武器庫已經沒有空間了。

這些貨幣政策工具也會影響金融穩定，但方式不會一直很理想。此外，資本和流動性要求是微觀和宏觀審慎穩定的基礎；央行還可以對受監管實體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和構成施加附加條件。作為最後貸款人和做市商，央行可以選擇其合格的對手方、接受作為抵押品或直接購買的票據，以及它借出或直接購買的條款和條件。

毫無疑問，氣候變化會影響央行的物價穩定目標，包括通過當前和預期的總需求和供應的變化、能源價格和其他管道。氣候變化還可能顯著改變貨幣政策的傳導，因此必須成為指導央行追求其主要目標的模型的一個組成部分。

綠色問題也嚴重影響了金融穩定。極端天氣事件可能破壞金融機構及其交易對手所持有的資產，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的努力可能會壓低資產的價值，導致許多資產「擱淺」甚至一文不值。央行的金融穩定使命要求它認識氣候變化將對資產估值、對所有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實體及其實體對手的流動性和償債能力產生的可預見影響，並作出適當的反應。

但是，現在和將來對這些風險進行適當的預測和應對，並不意味應該對「棕色」貸款、債券和其他金融工具施加更高的資本或流動性要求，金融穩定風險和全球變暖風險並不是完全相關的。此外，沒有多餘的金融穩定政策工具，資本和流動性要求在追求金融穩定目標時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碳稅和排放交易系統在追求和實現「綠色」目標時也是如此。

氣候變化造成的衝擊和干擾，將使央行追求物價穩定和金融穩定的任務更為複雜。他們最不需要的就是被迫在有限的工具上又額外增加目標。就像用碳稅或排放交易計劃以穩定金融體系是毫無意義的，用資本和流動性要求來解決全球變暖問題也只是徒勞。眾所周知，財政和監管是應對氣候變化的有效工具，在技術上是可行的。我們缺少的是部署它們的遠見、邏輯和道德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