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對法律開戰

當你試圖打擊腐敗時，腐敗也會反擊。馬爾他調查記者加利齊亞（Daphne Caruana Galizia）可以證明這一點——如果她沒有被那些被調查者的同夥謀害的話。盧旺達反腐律師馬科涅斯（Gustave Makonene）也無法再說話，他被人勒死並從一輛汽車拋出。巴西活動人士德埃利亞（Marcelo Miguel D’Elia）也無法出面證實這一點，他在自家附近的一片甘蔗田被人連開數槍射殺。

警務人員、檢察官和公職人員也因為試圖打擊腐敗而面臨嚴重的後果。其中一位官員名叫馬古（Ibrahim Magu），他曾於2015年擔任尼日利亞主要反腐機構經濟和金融犯罪委員會（EFCC）代理主席職務。2017年，槍手襲擊馬古的住宅，殺死了一名守衞的警員。但最終消滅馬古的卻並不是子彈。相反，馬古是通過「法律戰」——也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或濫用）法律而被免職。

去年——據報恰好是在經濟和金融犯罪委員會調查，針對總檢察長馬拉米（Abubakar Malami）的腐敗指控期間——馬古卻因馬拉米所提出的腐敗，和拒絕服從命令的指控，而遭到逮捕和拘押。儘管同樣的指控早在3年前就曾被調查並且駁回，但馬古依然被停職，靜候總統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所設立的小組的調查結果。

馬古沒有為自己辯護的選擇。最初數周，他被禁止獲取對自己不利的證據，並且面見調查小組或盤問證人的要求也一再遭到拒絕。

此外，調查任務、職權範圍和預期時間表也從未被披露。這導致馬古——在其監督下曾成功起訴了多位因腐敗指控而落網的政客，並扣押了價值數百萬美元的非法所得資產——不僅無法繼續其工作，而且還不得不面對無限期的恐嚇。

尼日利亞最著名的反腐活動家之一蘇拉朱（Olanrewaju Suraju）目前也正面臨類似的法律戰圍攻。今年早些時候，尼日利亞前總檢察長阿多克（Mohammed Adoke）曾指摘蘇拉朱，在意大利米蘭的一次腐敗審判中偽造證據，該審判涉及蜆殼和Eni等跨國石油公司。針對上述公司的指控——最終被裁定罪名不成立——涉及他們所收購的一個尼日利亞海上石油區塊OPL 245。

在阿多克遭指控後，蘇拉朱被一個負責調查警方不當行為的警察單位拘留並盤問——該單位由尼日利亞警察部隊的負責人直接監督。他所提供的證據顯示，相關文件是由意大利當局通過向英國提出司法協助請求而獲得。（上述文件已在尼日利亞針對摩根大通提出的倫敦高等法院案件中被披露，摩根大通曾為OPL 245地塊的收購提供支付服務。）

於是，針對蘇拉朱的虛假指控被撤銷。但他的問題還遠未結束。接下來的幾個月，警察部門一再要求他奔波300英里，從他住處所在的拉各斯（Lagos）到警察總部所在地阿布加（Abuja）接受進一步查詢。這樣的騷擾仍在繼續，即使在蘇拉朱成功獲得法院針對此舉的禁令之後。

今天，阿多克因涉嫌在OPL 245交易中的不當行為，而在尼日利亞面臨刑事指控。但這對蘇拉朱來說也沒有什麼好處，他現在面臨網絡跟蹤和誹謗阿多克這項針對他本人的新指控。

指控稱蘇拉朱散布偽造的電子郵件並操縱電話談話，目的是將阿多克牽連到OPL 245事件當中。事實上，他所做的不過是傳播在米蘭審判中已經披露的文件，並重複尼日利亞政府在公開法庭上所作的陳述。

針對蘇拉朱所提出的新指控與一項網絡犯罪法的規定完全契合，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法院已命令尼日利亞廢除或修改該法例，理由是該法例侵犯言論自由。而且尼日利亞政府已經承諾這樣做。

與此同時，在意大利，蜆殼和Eni案米蘭庭審中的檢察官帕斯垮萊（Fabio De Pasquale）及其同僚斯帕達羅（Sergio Spadaro）因涉嫌向辯方隱瞞證據而被起訴。所涉證據包括一段視頻，法庭紀錄顯示，該視頻的紀錄抄本多年前就已掌握在Eni的手中。

目前，米蘭檢察官辦公室和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均對蜆殼和Eni案提出上訴。但因其所面臨的指控，此前曾成功對兩名意大利總理貪腐定罪的帕斯垮萊，很有可能會在此次上訴中被免去首席檢察官職務。

有理由認為首次審判也並非光明正大。自洗脫罪名以來，意大利媒體報道充斥着指控，一旦得到證實，將對審判正當性造成嚴重質疑。

2020年2月首次出現對審判廉正與否的擔憂。帕斯垮萊試圖在證據中納入曾為Eni多名管理人員擔任外部律師的阿馬拉（Piero Amara）的證詞，證明Eni曾對檢察官、關鍵證人和法官曾進行監視。但他的要求被拒絕了。

據報，阿馬拉還聲稱Eni的律師有權在OPL 245案件中「優先」接觸法官——這一說法遭到Eni方面的否認。但時任米蘭檢察官辦公室負責人格雷科（Francesco Greco）證實，帕斯垮萊和斯帕達羅均曾遭到「恐嚇」，並且曾有人企圖「動搖米蘭檢察官的合法性」。

顯而易見，腐敗不會束手就擒。而且，從炸彈到子彈，再從傳票到動議，腐敗參與者及其保護傘和代理人，將利用他們可以利用的一切武器提升其獲勝機會。他們現在已不再滿足於恐嚇或謀殺活動人士、記者和官員，而是瞄準了法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