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鮑威爾必須下台

美國總統拜登當前正面臨一個關鍵的決定：把聯儲局主席這個全球經濟中堪稱最有權勢的職位交到誰手中。

錯誤的選擇可能會產生嚴重的後果。當年格林斯平（Alan Greenspan）和貝南奇（Ben Bernanke）領導下的聯儲局未能充分監管銀行系統，為75年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衰退埋下了禍根。那場危機以及政策制定者對其的應對手段，都產生了深遠的政治影響，導致了不平等狀況的惡化，並在那些失去房屋和工作的人心中種下了無法平復的憤恨。

而關於現任聯儲局主席鮑威爾（Jerome Powell）為何應當留任的陳詞濫調已經夠多了——這樣做能體現兩黨合作；這可以強化聯儲局的可信度；我們需要一個經驗豐富的老手指引疫情後復甦等等……當我在25年前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而格林斯平面臨留任時，也曾聽到與上述一模一樣的論點，它們說服了時任總統克林頓，而國家卻為他的決定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87年時的總統列根卻對這些論點不屑一顧，在沃爾克（Paul Volcker）馴服了通脹之後拒絕重新任命他。沃爾克給列根幫了大忙，但由於後者一心想要放寬管制，最終選擇了格林斯平這個蘭德（Ayn Rand）的忠實信徒。

經濟政策的制定需要謹慎的判斷和取捨意識。通脹與就業和增長相比孰輕孰重？我們對市場自身的效率、穩定、公平和競爭有多大信心？我們應該對不平等問題給予多大程度的關注？（至少在共和黨陷入民粹主義瘋狂之前）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這些問題上一直都持有截然不同但各自明確闡述的觀點。

在我看來，民主黨人對失業後果的更大憂慮是有道理的。2008年危機顯示不受管制的市場既沒有效率也不穩定。此外我們知道只有在勞動力市場趨緊的情況下，那些邊緣群體才會被納入經濟之中，工資差距才會有所縮小。

未來幾年對任何一位聯儲局主席或許都是一個考驗。美國已經面臨關於通脹以及如何應對的艱難判斷。最近的物價上漲是否主要由史無前例的經濟封鎖措施導致？聯儲局應該如何看待尚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的非裔美國人就業率？提高利率（進而導致失業率上升）會不會是一種比疾病更糟糕的療法？

同樣，雖然抵押貸款證券的錯誤定價是2008年經濟崩潰的核心，但目前有證據顯示，氣候變化相關資產的錯誤定價甚至更嚴重、更普遍。那麼聯儲局對此應該做些什麼？

鮑威爾可不是應對當前時刻的合適人選。首先，他支持前總統特朗普的放寬監管議程，給世界金融健康埋下了隱患。而儘管全球其他央行行長都宣布氣候風險將是未來幾十年的決定性問題，而他至今都不願意着手應對。鮑威爾會說氣候問題不在聯儲局的職權範圍內，但這是錯的。聯儲局的其中一部分任務是確保金融穩定，而對金融穩定的最大威脅莫過於氣候變化了。

聯儲局還負責審核金融業的兼併行為，而鮑威爾的紀錄反映他從沒有否決任何一宗兼併案。這種鬆懈是經濟當前最要不得的。競爭的明顯缺失和足夠監管的缺位，縱容了超額利潤的產生，減少了對小企業的資金供應，並為那些佔主導地位的市場參與者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壓榨他人。

一些評論家將聯儲局對疫情的反應歸功於鮑威爾。但任何一個大學二年級學生都知道，在經濟衰退期間不能收緊貨幣政策和提高利率。此外正如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約翰遜（Simon Johnson）所言，鮑威爾從未認真承諾要實現充分就業。相反，從2012年就開始擔任聯儲局理事的他，在收緊貨幣政策方面的錯誤判斷可以追溯至2013年的「量化寬鬆縮減恐慌」事件。

儘管許多聯儲局觀察家堅持認為，解決不平等並非央行分內之事，但事實上聯儲局的政策具有不可忽視的重大分配影響。正如過早調高利率會扼殺增長一樣，《社區再投資法》的執行不力，使市場力量的集中程度進一步加劇。

最後，最近涉及聯儲局高級官員市場交易的道德醜聞，破壞了外界對該機構領導層的信心。鮑威爾對利益衝突的麻木不仁（包括在聯儲局的一些疫情應對項目的管理方面）一直讓我憂心。特朗普的4年執政已經削弱了對美國體制的信任，而對聯儲局誠信的信心也確實存在進一步被削弱的風險。任何聯儲局官員都不應該需要一個道德監察員告訴自己，究竟哪些交易是不應進行的。

聯儲局在某些方面就像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它本應高於政治，但至少從布殊控訴戈爾案開始，我們就知道這不是真的，而特朗普則最終清楚證明了這一點。聯儲局也應該是獨立的，但鮑威爾和格林斯平追隨其所屬政黨放寬監管議程的做法，明確體現了情況並非如此。雖然影響經濟各個方面的關鍵決定都是由聯儲局理事會作出，但權力歷來集中在主席身上——而且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權力大得多。聯儲局主席可以決定將什麼事項提交表決，以及哪些事項需要暫緩或加速，而氣候問題正好顯示主席人選極端重要性的其中一個例子。

美國需要一個真正致力確保一個穩定、公平、高效和有競爭力金融行業的聯儲局。任何認為我們可以依靠不受約束的市場，或認為監管已經過度的人，都沒有明白這個問題。我們既不需要格林斯平那樣的意識形態主義者，也不需要鮑威爾這種華爾街思維的律師。相反，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對經濟學有深刻理解，且對拜登的價值觀及其對通脹和就業的擔憂有共鳴的人。

能滿足這些條件的人選很多。但拜登不必走遠就能找到一個已經展現出這類能力的人。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就在聯儲局擔任理事，她在那裏展現了自身能力並贏得了市場的尊重——而且也沒有對自己的價值觀作出任何妥協。拜登可以放心大膽地任用她：一位長期秉承同一立場且不會搞亂市場、又契合他的經濟和社會議程的聯儲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