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 | 2021-07-27 14:20
Project-Syndicate Joseph E. Stiglitz、Geoffrey Heal
現代經濟學奠基人亞當·史密斯認為,追求私人利益——也就是利潤——無一例外會促進公共利益。在某些情況下或許的確如此,但顯然並不總能這樣。就像銀行逐利引發了2008年金融危機,恰好是普渡(Purdue)和其他製藥企業的貪婪製造了鴉片藥癮危機,而德士古(Texaco)對弗朗哥政權的支持則協助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內戰中取得了勝利。
我可以輕易地列出許多這樣背信棄義的行為。但今天,貪婪企業所犯下的最嚴重的虐待行為包括兒童奴役。全世界的巧克力愛好者們可能並不知道,但兒童奴隸很有可能製造了他們一部分罪惡的快感。
面對上述指控的雀巢、嘉吉(Cargill)和其他食品企業都避免在公開法庭上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他們及其子公司總部設在美國,他們因此辯稱,他們可以不對在遙遠非洲犯下的罪行負責。他們這樣做時非常清楚,在兒童正在遭受剝削的國家根本不存在有效的法律制度。
此外,即使真能對這些公司做出海外司法判決,他們也不會付出什麼代價。他們會乾脆將經營活動轉移到其他地方,而貧窮小國很難(即使不是不可能)執行任何判決。
這些問題都在今年美國最高法院的一個案件中發揮了作用。在雀巢美國公司訴無名氏/嘉吉公司訴無名氏的案件中,法院判6名馬里人敗訴,這些人因曾經作為兒童奴隸所遭受的苦難而向雀巢和嘉吉公司索償。法院拒絕就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進行裁決,反而就美國公司是否可以對在國外傷害他人的行為負責這一更狹隘的法律問題作出了8對1的裁決。法院認為,美國外國人侵權法不能在「域外」適用,因為這相當於將美國法律的管轄範圍延伸到美國邊境之外。
毋庸置疑,美國一直在域外進行管轄,例如,它以外國公司違反其對伊朗制裁為由而對其進行制裁。不同之處在於,這次被要求承擔責任的是美國公司(或者美國公司的代理)。通過作出對他們有利的判決,法院避開了回答在海外從事非法勾當的公司怎樣才能被追究責任的問題。如果美國法院拒絕審理,那麼他們應當在哪個國家的法院受審?
在缺少任何問責制度的情況下,美國企業幾乎沒有動力改變他們在海外的行為。如果他們可以借助剝削童工的供應企業,以更低的價格將我們最喜愛的巧克力上架,那些沒有道德負疚感的公司——上述公司顯然都屬於此類——將會嚴格遵照市場競爭邏輯行事。
那麼,誰來保護兒童的利益?本案中受到威脅的人權是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之一。美國企業向世界其他國家證明其遵守人權價值觀顯然符合美國的利益,在這樣一個國際媒體高度關注美國警察對非裔美國人暴行的時候尤其如此。
我們與樂施會一同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非當事人意見陳述,提出讓美國企業為發生在任何地方的不法行為負責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我們相信從長遠而言,在堅定不移貫徹這一原則的國家,堅持企業社會責任對消費者和企業本身都有好處。
畢竟,相比罔顧道德的競爭對手,聲譽良好的國家和企業可以吸引更多資本和更好的勞動力,同時,他們的產品也可以吸引新一代愈來愈負責任的消費者。年輕員工對僱主的所作所為和價值觀尤為敏感。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公司公開反對禁止投票法,並接受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原因。
但太多企業仍受到短期利潤的驅動。雖然雀巢和嘉吉公司的律師正拼盡全力讓它們避免負責,但這兩家公司均已發表了譴責兒童奴役行為的樣板聲明。但如果這真是他們的立場,他們為什麼不願上法庭?毋庸置疑,馬里人的代理人肯定不是他們高薪律師的對手。如果這些企業敗訴,也絕對不會因為他們缺少足夠的法律顧問。
我們該如何確保企業不會在國外做它們永遠不會在國內嘗試的事情?隨着西方企業不斷擴大對法律框架非常有限的窮國的依賴,全球化已迫使這個問題提上日程。治外法權不是問題。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結束誰是最劣的競爭。美國應當向全世界保證美國及其企業代表着正義,而且沒有任何雙重標準。
與此同時,嘉吉、雀巢和其他據稱在國外侵犯人權和破壞環境的美國企業,必須受到輿論法庭的審判。他們逃避責任的不懈努力就是最好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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