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虛烏有的新疆種族滅絕指控

美國政府不必要地升級了針對中國的雄辯，聲稱中國正在對新疆地區的維吾爾族人發動種族滅絕。如此嚴重的指控可謂茲事體大，因為種族滅絕被正確地視為「罪行之罪行」。目前已有許多專家呼籲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會，稱之為「種族滅絕奧運會」。

種族滅絕指控是前總統特朗普執政的最後一天，由時任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提出。龐佩奧信奉謊言，並將此作為美國外交政策工具早已不是秘密。如今，拜登總統的政府卻在加倍誇大蓬佩奧的信口開河，即使有報道說美國國務院自己的頂層律師與我們一樣，都對這項指控持懷疑態度。

今年美國國務院的《國家人權行為報告》（HRP）對蓬佩奧亦步亦趨，指摘中國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由於HRP只在報告的序言和「中國章節」的概要中，各使用了一次這一用詞，因此對於證據，只能靠讀者猜測。報告的大部分內容涉及言論自由、難民保護和自由選舉等問題，與種族滅絕指控關係不大。

有針對維吾爾人的侵犯人權的可信指控，但並不構成種族滅絕。我們必須了解中國鎮壓新疆的背景：其動機與美國在2001年9月襲擊後，進軍中東和中亞基本相同，旨在打擊制止伊斯蘭激進組織的恐怖主義。

以香港為基地的商人兼作家單偉健指出，在美國因為應對911失當而導致其多次違反國際法、造成大規模流血事件的那些年間，中國也經歷了多次新疆恐怖襲擊。事實上，直到2020年底，美國一直將維吾爾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列為恐怖組織，在阿富汗與維吾爾族戰士作戰，並關押了大量囚犯。2020年7月，聯合國注意到在阿富汗和敍利亞有成千上萬的維吾爾族戰士。

絕不應輕率地指控種族滅絕。不當使用這一術語可能會加劇地緣政治和軍事緊張局勢，使大屠殺等種族滅絕的歷史記憶貶值，有礙防止未來種族滅絕的能力。美國政府的任何種族滅絕指控都必須是負責任的，但在新疆問題上，美國政府沒有做到這一點。

《聯合國滅絕種族罪公約》（1948年）根據國際法界定了滅絕種族罪。隨後的司法裁決澄清了其含義。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已將《公約》的定義納入國內立法，未作出任何重大改變。在過去幾十年中，聯合國主要法院確認，該定義要求證明極高標準的對民族、族裔、種族或宗教團體的蓄意身體破壞。

該定義規定必須存在5種行為之一。顯然，列在首位的是殺戮。美國國務院關於中國的報告稱，關於殺戮的報道「很多」，但「細節基本無可奉告」，並且只引用了一個案例——據當局稱，自2017年以來被拘留的一名維吾爾族男子死於自然原因。報告甚至沒有解釋為什麼要質疑官方解釋。

從技術上說，即使沒有證據表明有人被殺，滅絕種族行為也可以得到證實。但是，由於法院要求證明肉體摧毀某群體的意圖，因此如果沒有大規模殺戮證據，指控很難成立。如果沒有直接證據證明種族滅絕的意圖——例如發布政策聲明的形式，而僅有間接證據——即國際法院所謂的「行為模式」，種族滅絕指控就更加難以成立。

國際法院一再表示，如果滅絕種族罪的指控僅僅基於從行為模式中得出的推論，則必須明確排除其他解釋。這就是為什麼國際法院在2015年駁回了對塞爾維亞的種族滅絕指控，和對克羅地亞的反指控，儘管有證據表明克羅地亞存在殘酷的種族清洗。

那麼，還有什麼可能構成中國種族滅絕的證據呢？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提到，大約一百萬維吾爾人被關押。如果得到證實，這將構成對人權的嚴重侵犯：但是，這本身並不是存在滅絕意圖的證據。

5項公認的種族滅絕行為中的另一項是，「實施旨在防止某群體生育的措施」。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提到，中國臭名昭著的激進計劃生育政策。直到最近，中國對大多數人口嚴格執行獨生子女政策，但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比較自由，包括維吾爾族。

今天，獨生子女政策不再適用於大多數漢族人，但對新疆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採取了更嚴格的措施，傳統上，他們的生育子女數量，要高於中國平均水平。儘管如此，新疆總體人口仍保持正增長，2010至2018年間，新疆維吾爾族人口增速高於非維吾爾族人口。

煽動種族滅絕指控的是類似最近登上全球新聞頭條的紐林斯研究所（Newlines Institute）報告的「研究」。紐林斯研究所據說是華盛頓的「無黨派」智囊團。仔細審視就能發現，它是一個弗吉尼亞一所微型大學的項目，包括153名學生和8名全職教師，以及一個顯然偏於保守的政策議程。其他主要人權組織都沒有使用這一術語。

聯合國專家正確地呼籲聯合國調查新疆局勢。中國政府最近表示，歡迎聯合國以「交流與合作」而不是「有罪推定」為基礎訪問新疆。

除非美國國務院能夠證實種族滅絕的指控，否則就應該撤銷。它也應該支持聯合國主導的新疆局勢調查。聯合國的工作，特別是聯合國人權特別報告員的工作，對於促進《世界人權宣言》的文字和精神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