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助長新冠病毒死亡率

美國、巴西和墨西哥這3個僅擁有全球人口8.6%的國家佔據了世界近一半（46%）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死亡人數，歐洲約有60%的死者集中在佔全歐人口38%的3個國家（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相比之下，北歐和中歐大部分地區的死亡人數和死亡率都要低得多。

有幾個因素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死亡率：政治領導人的素質、政府應對措施的連貫性、醫院病床數量，國際旅行的範圍以及人口年齡結構。可是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因素：一個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分配狀況。

美國、巴西和墨西哥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程度都極高。世界銀行報告了近年來（2016至2018年）這三國的堅尼系數，美國為41.4、巴西為53.5、墨西哥為45.9（該系數為100分制，100表示絕對不平等，一人控制全國所有收入或財富，0則表示每個人或每個家庭的分配完全均等）。

在歐洲地區，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堅尼系數分別為35.6、35.3和34.8），與東北歐的芬蘭、挪威、丹麥、奧地利，波蘭和匈牙利（堅尼系數分別為27.3、28.5、28.5、30.3，30.5和30.5）等國相比，不平等狀況更為嚴重。

不過每百萬人新冠死亡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係絕非一一對應，因為其他因素也相當重要。法國的不平等程度與德國相當，但其新冠死亡率卻高得多。相對平等的瑞典死亡率大大高於其鄰國，因為瑞典決定將其社會隔離政策定為自願而非強制性；相對平等的比利時也出現了極高的死亡率，部分原因是當局決定將疑似新冠死亡病例也一併歸到總死亡人數中。

較高的收入不平等狀況在各個方面都是對社會有害的。正如Kate Pickett和Richard Wilkinson指出，不平等程度愈高，民眾總體健康狀況愈差，因此大大增加了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可能性。此外，更大的不平等也導致社會凝聚力下降，社會信任度流失和政治兩極化加劇。更高的不平等程度意味着存在更大比例的低收入勞動者，從清潔工人、收銀員和送貨員等，即使存在感染風險他們也必須每日出門幹活。

如今富人可以在網上辦公賺錢（自年初以來亞馬遜創辦人貝索斯的財富增加了490億美元，這要歸功於其向電子商務的果斷轉型），而窮人則失去了工作甚至健康和生命。隨着收入捉襟見肘的政府開始削減那些對窮人至關重要的預算和公共服務，不平等的代價肯定會進一步增加。

正所謂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由於缺乏有能力和可信賴的政府去執行公平且可持續的疫情對策和經濟復甦戰略，世界必將被愈來愈多由全球危機所引發的不穩定浪潮所摧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