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沃斯後的抑鬱

我從1995年開始參加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這是所謂的全球精英開會討論世界問題的會議，我從未像今年那樣感到沮喪。世界正受到難以解決的問題困擾，不平等性急劇上升，特別是在發達經濟體。數碼革命儘管潛力巨大，但也給私隱、安全、就業和民主造成了巨大威脅，這些挑戰因為美國和中國資料巨頭，如Facebook和Google等公司的壟斷實力而進一步加劇；而氣候變化對全球經濟造成了生存威脅，這一點已是眾所周知。然而，也許比這些問題更令人寒心的是我們的應對，在達沃斯，全世界的CEO發言動輒以強調價值觀的重要性開頭。他們宣稱，自己的行動不但要讓股東利潤最大化，還要為企業員工、所在社區和全世界創造更好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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