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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26日

鄭國漢

通關應先易後難 保住香港國際地位

本月12日我離開回港後住滿一個星期的隔離酒店,收到老朋友、私募界翹楚單偉建教授的電郵,分享他當天在《南華早報》發表的文章。他建議拋棄損害香港經濟的防疫隔離政策,因為這個政策已經令香港在金融服務和其他與旅遊相關的多個服務業都輸給其他亞洲城市,尤其是新加坡。

他指出,今年頭3個月淨離港人數共有14萬人,超過2019至2022三年總和(59100人)兩倍。一方面是其他國家地區已經開放邊界,離開香港不難。自今年3月份開始,新加坡對於打齊疫苗的入境者再沒有隔離規定。另一方面,香港依然採用嚴格的隔離政策,一旦離開,回港是相當艱難的。不要說隔離酒店的昂貴費用,最致命的是根本訂不到酒店,因為酒店的數量有限,而且需要在很長時間之前全費預訂,任何改期,酒店訂金全部沒收!

我個人打了四針復必泰疫苗,入境美國不須隔離,4個星期間到過美國三個不同的州,基本上室外是極少有人戴口罩的,但美國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並不驚人,死亡人數也不高。我在上機回港之前十幾小時在當地做了一個快速核酸檢測(收費200美元,一個小時就有結果),得陰性結果可以登機。

到達香港機場,立即做了一個核酸檢測,得陰性結果後安排到預訂的隔離酒店。住酒店期間,除了中間一天是由檢測員在房間門口替我做核酸檢測,其他每天均自己做抗原檢測,都是陰性。離開酒店後第二天按規定再到社區做核酸檢測,三天後再做最後一次核酸檢測。也就是說,從抵達機場開始,前後12天一共進行了4次核酸和最少5次的抗原檢測,都是陰性,但Omicron變異株的平均潛伏期多為2至4天啊!感覺我雖然從頭到尾都沒有病毒,但在防疫制度下我好像是患了麻風病。

金融經貿航空跨國總部還有戲?

以香港目前的隔離措施,相對已經開放邊關的國家和城市,讓我們捫心自問,必須經常到不同地方出差的人有什麼好理由繼續用香港作為營商基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經貿中心、航空中心和跨國公司總部還有戲嗎?以目前情況,國家領導人對香港連接中外金融貿易商業航運的獨特角色的期許不會落空嗎?

大家可以繼續搬出什麼獨特地理位置、「一國兩制」、普通法、設備設施完善這些大道理,但不要忘記,作為真正的世界中心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術語叫做「凝聚效應」,俗語叫「成行成市」,市場容量愈大愈有吸引力。而且,這些世界中心的從業者的國際流動能力都是特別高的。哪裏有市場有生意,他們就可以隨時到哪裏,哪怕把家小留在原地。

當自己的市場逐步萎縮,競爭對手的市場逐步擴大到比自己的還大,自己的競爭力就愈低,要把市場搶回來談何容易!最少也是事倍功半啊。

香港過去幾十年因為政治鬥爭已經失去一個又一個發展機遇,只是依靠老本撐下去。現在政治鬥爭不是問題,但抗疫策略可能會把香港最根本最原始的優勢丟掉,拱手他人。當其他城市勇敢(但不鹵莽!)地開放邊關求發展求生存,我們卻自困愁城,誰敢說沒有危險?如何脫離困境?出路是什麼?

作為一個以國際服務(包括為內地提供的服務)業為主體的外向小型經濟,通關是必要的求生之路。誰知道新冠病毒還要存在多久?到今年底?還是幾年後?專家也不敢說。單教授在上文中指出,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感冒病毒的變異株今天依然存在!呆等新冠疫情在全球消失,讓香港回到過去,顯然是「等運到」的消極態度。

新加坡容許打齊針在家隔離

通關當然有引發感染和生病死亡的風險,但世界上哪有光有回報卻沒有風險的舉措?防範風險的策略主要是透過疫苗接種,加上減少病毒在本地的傳播規模的策略,達致減少感染和傷亡的目的。如何盡量增加疫苗接種率輔以適當的社交距離措施,是政府和社會必須努力的方向。

最近另外一所大學的同僚到過新加坡,相比之下,香港的封閉令他對香港的情況,包括大學發展非常擔心。他透露一位超過90歲、香港人熟悉的大學前校長被病毒感染了,但他是打齊針的,只須在家隔離,正常康復,身體無礙,這必須是香港追求的方向!有針而不打,反而要求其他民眾長期犧牲正常生活來降低自己的感染風險,是完全不合理的。

作為內地與世界的橋樑,香港當然希望同時與國內和國外自由通關。可是,現實是目前國內對於入境者的要求是全世界最高的,遠高於外國,尤其是近期開放邊關國家的要求。反觀香港,要求偏高但低於國內,結果兩面不是人,國內國際聯繫基本同時停頓。

既然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就必須選擇其中一項。一旦決心選擇,選擇本身的邏輯其實是相當簡單明顯的。

據網上文章透露,內地「動態清零」總方針和「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乃是根據國情(內地一些特有短板和共產黨的治國原則)提出的,現階段明顯是不可撼動的。而且,從本月初第九版防抗方案(6月底出台)的新聞發布會顯示,策略和措施的靈活度也是有限的。所以,在可見的將來內地的標準將繼續保持高度嚴格,香港要與國內完全自由通關是非常艱難的。

內地嚴厲入境要求短期難放寬

首先,自疫情爆發以來,香港就不能與內地自由通關,因為要達到完全清零連續多天的條件實在是太難了。第二,縱使條件達到也沒有辦法保證本港不會爆發新的感染,令通關被迫停頓。澳門在保持零感染方面就做得比香港好多了,但還是有新的爆發,通關還是必須暫停,之後採取全民檢測、禁足、封區之類的嚴厲措施應付,爭取再度通關。

香港第五波疫情初期中期的演化(包括社會上曾經有過強力支持全民核酸檢測的倡議)證明它沒有內地大城市如深圳的動員和組織力,而且在社會嚴重分化之下有人搞消極對抗,甚至積極破壞的可能性也不可能排除。要搞幾次全民核酸檢測,政府、非政府機構和社區是否有能力應付封城禁足下的種種城市運營問題、民眾生活問題,都是成疑的。全國給香港派多少檢測員、醫生、護士都無法解決香港政治社會組織本身欠缺的元素。

至於多少香港人,什麼香港人可以進入內地,就全看內地在防疫抗疫形勢需要下可以接受多少不同類別的香港人了。我們不應作出非份的要求,只能耐心等待內地根據抗疫形勢,逐步取消嚴厲的入境要求。

既然與內地免檢通關幾乎不可能,那剩下的選擇只有盡量與外地通關。這不但是比較容易做的事情,也是更加需要做的事情,以保住疫情蹂躪下國際中心出現倒退的危機。香港與澳門的情況不同,去澳門的旅客到了澳門就是在當地消費,而依靠香港作為亞太地區營運指揮和協調中心的人,卻必須經常以合理成本方便出入香港。出去的條件不是香港政府決定,我們政府能決定的就是進來香港的條件。

星洲做得到 香港也做得到

如何做到盡量與外地通關,我贊成單教授的建議:打齊針的入境者不需要酒店隔離。把7天酒店隔離降低到4天或3天,這對打齊針的人來說是有幫助的,但他們依然受制於安排隔離酒店的不確定性和酒店房間的數量限制。所以,減少酒店隔離時間並不足以拯救香港這個勢危的國際中心,一旦失去這個地位,香港與內地城市還能發揮什麼互補功能?

至於防疫抗疫如何部署,當然就要靠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和他委任的專家去籌謀計劃。在我們一般民眾來看,香港既不需要硬性的清零指標,也不需要快速的清零時間表,只要感染不大規模爆發,令醫院無法應付必須入院的感染者就行了。第五波疫情的經驗表明:(1)抗原檢測由民眾自己進行,快速有效,儘管準確度不及核酸檢測;(2)很多感染者不需住院,也不需要特別藥物,在家隔離就可以了,不能的話才到政府的隔離中心;(3)醫院專注有病的患者。隨着疫苗接種率上升,需要住院的患者比例就愈少。盧局長最近提倡的新措施,大都是提升防疫抗疫效率,有助於香港大規模增加與外國通關。希望新加坡做得到的,香港也能做得到。

當內地將來逐步降低對入境者的隔離要求,甚至乎最終取消,那香港就可回到國內國外同時自由通關的理想情況。到時,因為現在擴大與外國通關保住國際中心地位,將可繼續發揮與內地互補的作用,令香港更好地扮演中外橋樑的關鍵角色。這就是通關先易後難的邏輯。希望社會趕緊支持,盡快保住香港國際金融、經貿、運輸中心和跨國公司總部的地位,保住香港的經濟命脈。

嶺南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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