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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9日

黃伯農

國安法下共建民主化新常態

7月1日北京於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前後,有被指是港獨派、本土自決派和勇武抗爭派的個人和組織宣布退出政壇、解散組織和離開香港。特朗普政府於7月14日生效《香港自治法案》(Hong Kong Autonomy Act),授權聯邦政府以金融制裁方式懲罰實施國安法的中港官員和香港警察,以及與制裁對象有往來業務的實體。

《香港自治法案》規定美國國務卿須在90日內與未來每年報告受制裁中港官員和金融機構名單,制裁手段包括凍結資產和拒絕入境美國等。被制裁金融機構將面臨禁止向美國金融機構借貸、禁止銀行交易、禁止使用美元外滙交易、禁止售賣軍民兩用高科技裝備等。

冷靜看待美方動作

8月7日,美國財政部正式宣布對11名據稱損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員進行制裁。8月10日,北京公布制裁11名包括美國國會議員和被指支持示威活動的美國組織高層,包括國家民主基金會和國際事務全國民主研究所。其中有3名國會議員因干涉新疆維吾爾問題已於早前被北京制裁。可見北京以成比例和對等反制作回應,表現理性克制。

因應以上發展,本文分析《香港自治法案》對香港經濟的潛在影響,提出香港民主派須重新定位,推動以維護中國國家主權為基礎的民主化新常態。於11月美國大選前美中角力趨於激烈的勢態下,特朗普政府相信會繼續利用中港議題為自己選舉連任工程服務,香港各界應當冷靜看待美方動作,要利用大選後美國政局明朗化前的時間,去共建香港民主化新常態。

美國不同智庫共識到《港區國安法》顯示了中國的「威權主義」政治對香港的「自由民主」模式的侵害,但意識到香港和美國商界有不同看法。香港商界原則上普遍支持《港區國安法》,視其為將香港治安撥回正軌的合法工具。

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在7月進行的調查顯示,雖然超過80%在港美商被訪者稱非常關注《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但有67%被訪者計劃採取「等待及觀察」(wait and see)方案審視國安法的實施,也有超過70%受訪者沒有考慮離開香港。

我相信只要《港區國安法》實施得宜,香港的公民自由和民主進程將更備受國家安全保護,使香港繼續成為具吸引力的國際經貿中心。這是因為香港社會和商業環境一直重視「規則為本自由秩序」及其價值觀,也具有高生產力的勞動力和優質基建,可續為通往內地的樞紐。

隨着中國逐步開放總值超過45萬億美元的金融業,北京正擴展「大灣區」的跨境金融交收和投資計劃,包括財富管理、證券買賣、跨境銀行借貸和付款服務等業務。預計有很多國際投資者將於內地尋找投資機會,香港仍是理想接洽點。香港同時也是內地公司獲得美元資金的重要平台。

中概股回歸利香港

隨着美國威脅將中國公司從美國股票市場除牌,已有很多中國公司考慮轉到香港掛牌。例如,同時在紐約納斯特掛牌的中國大型電商企業京東(JD.com)和網易(Net Ease)已於6月中旬在香港上市,並成功集得大量資金。明年將有起碼6000億美元進入香港,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只會被提高。

美國華裔經濟學者梁燕評估《香港自治法案》有以下影響:

一、美國可以透過法案取消香港的零關稅地位,向香港實施懲罰性關稅,但美國會否視香港為有別於中國大陸的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仍有待觀察。即使美國決定向香港實施懲罰性關稅,由於美國出口香港量大過入口量,措施將更損害美國。

二、美國可以限制對香港的投資,但現時美國在香港的投資已達820億美元,有超過1300家美資公司在港營運,每年服務營業額達260億美元,限制對香港投資將損害美國公司盈利和競爭力。

三、美國可以限制被指損害香港自治的香港居民或企業進行美元交易,但美國政府須提供證據及理由去證明限制措施的必要性。限制香港進行美元交易可能引發港元被狙擊,香港當局擁有的4400億美元外滙儲備可以用作捍衞港元。惟大規模限制香港進行美元交易則會削弱美元在亞洲市場和全球金融系統內的地位,所以美國只能限制少數香港個人或企業進行美元交易。

看來《香港自治法案》對香港影響有限。北京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主要是想懲罰或警惕少數人,作用是要保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營運環境,中港自然會合宜地實施國安法。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期望《港區國安法》將香港帶入「新常態」。這新常態是什麼?

國安法將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縮窄到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和勾結外部勢力4項罪行。我認為這反映北京想保護香港的規則為本自由秩序,讓投資者能繼續在港做生意。北京認知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跟香港重視規則為本自由秩序和價值觀有關。

去年示威運動嚴重破壞香港的規則為本自由秩序和價值觀,民主派被本土自決派、港獨派和勇武抗爭派嚴重削弱蠶食,使民主派失去守衞規則為本自由秩序的反對派作用。北京便有必要透過國安法去將他們從泛民陣營中拔除,以挽救香港的民主進程。

最近港府決定將立法會選舉延期一年的做法正好給民主派時間去整合謀劃。當下大家要回答以下問題:

一、在國安法保障下,應如何重建香港的規則為本自由秩序和價值觀?應如何發展一個能維護國家主權的民主進程?

二、於未來美中角力中,應如何強化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三、在外部政治打壓下,如何堅韌地維護中國的全球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的對外自由開放性?

糾正結構性不公義

於這個歷史關口中,民主派的存亡取決於能否重新定位,而新定位將與如何於規則為本自由秩序中彰顯社會公義有着密切關係。今天全球的議會民主政體被民粹主義騎劫的主因,是冷戰後沒有人正視和糾正自由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各種社會不公義問題。《港區國安法》下的香港正好突顯全球治理新挑戰:如何於具剝削和異化的規則為本自由資本主義秩序中去維護社會公義?

過去香港的危害國家安全勢力之所以有空間滋長,是因為自由資本主義的結構性不公義(包括貧富懸殊和階層固化等)提供了土壤,成為「一國」的威脅。若民主派能當個真正為弱勢低下層爭取公義的反對派,香港的規則為本自由秩序「兩制」便有望超越2047。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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