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4日

貝立棠 文化論政

由資訊倫理到共享權威：尋找更進步的知識生產模式

張婉婷和郭偉倫聯合執導、足足耗時十年製作的《給十九歲的我》被指在沒有得到主角同意下公映，結果惹來軒然大波，最終英華女學校決定退出《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遴選，張婉婷也在一個電台節目中向主角阿聆公開道歉。及後，2009年首映、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音樂人生》的男主角黃家正，也在社交媒體申訴當年導演張經緯無視他拒絕把家事放進紀錄片的訴求。

資訊倫理和專業水平的進步

一部本來相對小眾的紀錄片，竟然掀起如此激烈的討論，實在教人意外，但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大好機會，讓大家在公共領域上一門資訊倫理學。在資訊學中，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就是如何合乎倫理和法規的情況下，處理及管理個人資料。在研究界別，這個問題衍生出很多相關學術討論，例如應該怎樣設計研究方法；在商業社會，更加催生了一套資訊管理的產業。有些大型機構會購買專門的訓練課程，甚至會有自家的檔案部門，專責照顧員工和客戶的個人資料。因此在英國，檔案管理是相對普遍的學科和職業。

在香港的大學，圖書館是重要的資訊倫理把關者。我在香港大學完成研究碩士，當時所有學生都要接受網上訓練，然後在收集論文數據前，要向大學圖書館的研究數據服務小組（Research Data Services）呈交一份數據管理計劃書（data management plan）。如果研究項目涉及到人類參加者，由藥物測試到普通的個人訪問，都需要經過研究倫理委員會的批准（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香港大學作為亞洲其中一間頂級學府，要維持國際聲望，資訊倫理工作總體是清晰到位的。不過，現在回想當時課堂對資訊倫理的討論仍然處於「剔方格」的階段。

這也是我在英國感到大開眼界的地方。在博士班中，導師會把資訊倫理嵌入到研究方法學的討論，因為以不合倫理的手段而取得的數據，即使有多亮麗，也是得物無所用，所以在設計研究方法的初階段時，就要思考倫理的問題。我記得當時導師講過，隨着個人權利的意識和整體社會的專業水平提高了，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可以拿着他人數據，走遍全地球超過十年的年代。誠然，《給十九歲的我》的事件就是一個好教材。基本上，社會已經難以接受可以單憑一張通告，就可以十年間不斷拿取學生的個人資料。這些是張導演在年輕時未必遇過的考驗。

要知道早在1996年，香港已經成立了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社會已有強烈的私隱意識。更何況如涉及青少年的話，更要額外小心處理，如果是長時間的縱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更加需要教育心理學和青年心理學的專業知識，定期檢視受訪者的情況。在訪問時，亦要與受訪對象建立平等、透明和相互尊重的關係，受訪者要被定期告知他們享有的權利，例如中止權（right to withdraw）。要製作像《給十九歲的我》規模的紀錄片，背後其實需要大型的專業團隊才能可以確保受訪者權益得到保障，例如像英國ITV的《人生七年系列》（Up Series）。

有助推進質性研究發展

其實嚴格的倫理框架，未必是對創作的一大障礙。在全球學界，類似的反思就大大推進了很多質性研究發展，例如後現代理論、女性主義和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都強調在知識生產的過程中，研究者和被訪者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這種強烈的批判意識影響了口述歷史工作者、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機構的工作模式，專家們不單止要強調保障受訪者權益，更加要讓被研究的群體在文化及學術生產過程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其中一個重要概念是由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歷史學教授 Michael Frisch 提出的「共享權威」（shared authority）。

Michael Frisch早在1990年就發表了著作A Shared Authority，這本書在很多公共歷史課程都成為了必讀文獻。「共享權威」的概念反對學者和文化機構在詮釋資料和意義生產過程中享有有絕對權威。學術及文化機構應該走出由上而下詮釋歷史的視角，務求令意義建構過程更加民主，例如以深度對話和社群參與等方法，讓被訪者參與由訪問到紀錄、分析和發布，每一個知識生產的步驟都得以充分參與。Frisch在九十年代提出概念時，很多人都質疑可行性。然而隨着電子科技進步，「共享權威」與「眾包」（crowdsourcing）結合成為了文化生產的新模式。

在歐美，不少國家級文化機構如大英圖書館，都把「共享權威」理念融入在「數碼人文」（digital humanities）項目中，把民眾的知識帶入到一些重要議題，例如環境保育。而其中一個經典例子是美國老牌機構史密森尼學會的口述歷史計劃「大街博物館」（Museums on Main Street），透過「眾包」形式收集了大約5000個美國各地大街的有趣故事，以由下而上、群眾主導的方式，重新演繹城市歷史。而一些地方歷史博物館例如「下東城廉租公寓博物館」（Lower East Side Tenement Museum）會以街坊主導的口述歷史團，讓他們自己掌握地方歷史的詮釋權。

近年學界還有很多有趣的質性研究和公共歷史討論，尚待有心人帶到香港，希望這場由一齣紀錄片引發的公共思辯，不單讓人思考資訊倫理的處理手法，也希望令文化界反思出更基進、更互動、更能把民眾聲音反映出來的生產模式。

作者就讀於倫敦大學學院資訊系

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下一篇：	中東之行積極正面 雙方合作大有可為
上一篇：	日本的戰略要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