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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專業精神.新世代.兩難

這是有關文化系列——行為準則的第五篇。前兩篇從社會文化轉到專業文化,因此談到「專業操守」與「專業守則」。必須反覆說明,行為準則,是社會下意識地覺得對的,因而覺得「我應該」做的行為。嚴格來說,不是人們「遵守」的法則,而是反映社會行為的共識。從探討文化的角度看,文化中的行為準則,是觀察得來的結果,而不是人們「遵守規矩」的結果。

專業操守,同樣是反映專業群體內部的共識,作為專業價值觀的凝結,也作為向後入行者薪火相傳的根據;對內可以自我勉勵,對外也是一種服務約章。

前些時,香港電台製作了一個《鏗鏘說》,裏面提到筆者在大學宿舍當舍監的時候,有一次因為新裝的冷氣機,插卡機制失靈,導致學生「偷電」——免費用冷氣。在各層反覆討論之後,全體會議通過,要求「偷電者」自首、賠款、自罰社會服務。使筆者認識到,通過人類自我的反省,是可以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是」與「非」,從而認識到「我應該」。

「我應該」與「你應該」

這也是筆者做舍監時提醒自己的三句話之一:「The best regulations are not written.」(最好的紀律是沒有寫出來的。)事實上,宿舍每層樓34人,兩個冰箱,個人的東西放進去,從來不擔心會被人偷走,就像是在自己家裏一樣。這不是因為有什麼禁令,也沒有安裝什麼監控電視,而是大家自覺的行為。所以那時候在宿舍,人人整天打開房門,絕少出現失竊。

又想起另外一個經歷。起碼20年以前,到一所很有歷史的女校,做一個教師研討會。原因是該校原來沒有明文的校規,校長覺得實行升中派位(1979)以後,學生的來源雜了。原來自我勉勵的「箴言」,看來維持不了學生的自覺性。「箴言」開頭說;我是自豪的XX學生……跟着是自我要求形式的幾十條行為準則:「我會與同學和諧相處」;「我會主動幫助低年級的同學」;「我會覺得作弊是可恥的」;等等。讀起來,都是「我應該」的心態。

學校原來的打算,是設立一個操行分(Conduct Mark)系統,每個學生100分為滿分,犯規就扣分。因此要明文定下規條,滿紙都是「should not……」——「你應該」。如此一來,學生就變成了規管的對象,是為了免得扣分而守規矩。

這對筆者啟示很大。一方面,明知從「我應該」變成「你應該」,整個校園的氣氛,就會大不一樣。另一方面,又很明白,學校到了校風「失守」的地步,就被迫要用「你應該」代替「我應該」,即使是一萬個不願意。這是社會變遷、制度變更的轉折點,很容易出現的兩難局面。

回頭看看《香港教育專業守則》的內容與精神。前文提過,專業操守,要求專業人士把服務對象的福祉,放在第一位。這是超越一般的社會行為準則。人們往往把這叫做「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在醫護,是把病人的治療、康復,放在第一位。筆者曾經當過律師公會的仲裁成員,委託人的利益,是律師必須首先考慮的。

教師的專業精神,首先就是表現在專注學生的福祉,包括(一)他們長遠的前途,(二)在學時期的健康成長,以及(三)眼前的學習成效、人身安全與心理健康。這是教育工作者信守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當教師面臨兩難與抉擇的時候,必須以專業精神 ——也就是學生的福祉——作為衡量的標準。

學生福祉 與 社會責任

教育倡議組織「教育2.1」,在2014「佔中」之後,與中學校長會聯手做過一個調查。當年中五與中六的教師,幾乎眾口一詞,出事時首要關心的是學生的安全,包括人身安全與心理健康。2019年6月開始的社會動亂,雖然還沒有系統的調查,但是隨便問諸中學教師,他們最關心的,也是學生的安全。很多學生,在家庭的照顧薄弱之下,教師成為了他們的最親近的人;他們對教師的依賴,也促使了教師更加關心他們的人身安全與心裏健康。現在有些人不加調查,拿着極為少數的例子,就推理說學生上街都是教師帶領或者鼓勵,這是對大多數教師的污衊。

但是,說教師要為學生的福祉負責,還不全面。專業也負有社會責任,那也是專業的特點。醫生,固然要向病人負責,但也要向全社會負責,促進社會的健康,是他們的使命。

也就是說,醫生雖然最直接要向病人負責,但是不能純粹按照病人的意志辦事,也不能純粹按照醫院院長的指示辦事。律師,除了要保護委託人的利益,也要捍衞社會公義;在有些社會,很多律師完全從賺取報酬作為辦事的出發點,其實是社會忍受了嚴重的專業失德。

動態社會 與 生涯規劃

教師教育學生,也不純粹就是為了學生個人的福祉。教師也有社會責任。那麼,教師的社會責任是什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人力資本」學說的興起,各國開始實行「人力規劃」(manpower planning)。簡單來說,就是通過全民的教育,把人分類分等,為社會提供各類各等的勞動力。其實,蘇聯在1938年開始,由於是計劃經濟,已經實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全民人力規劃。中國在1949年以後,計劃經濟,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還進行全世界最大規模的人力規劃。

那個年代,教育的使命,就是為經濟發展服務,而所謂經濟發展,就是全社會或者全國經濟發展的勞動力需求。當年在中國,在學的學生,「服從國家分配」,就要準備進入預定的行業。在西方自由經濟,雖然「人力預測」(manpower forecast,香港也有)只是作為政策參考,但是教育的分流分等,還是很明顯的。不過學生有選擇的餘地。1980年代,筆者念博士的時候,教育規劃的時興話題,是「人力需求」(manpower requirements)與「個人期望」(social demand)之間的矛盾;說穿了,就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與個人前途願景的矛盾。當中的調節因素,是教育的回報率(rate-of-return),意思是,個人進入工作之後的金錢回報,會調節個人的期望。說到底,還是一種經濟話語。

我們在教育界,不知不覺地,為學生提供機會,塑造最好的升學、就業機會。我們沒有歧視學生之心,卻無意識地在進行篩選學生的工作。我們都知道「讀書不是為了求分數」,但是卻無法抗拒為學生準備考試的巨大慣性。我們身在其中,不容易注意到,我們為社會挑選了一批精英,卻往往冷落了許多其他學生,沒有多少機會讓他們認識自己的價值;而這些價值,是考試分數量度不到的。那是20世紀全球教育的現實,不是個別教師、個別學校可以逆流而動的。

但是,即使如此,還是有不少學校和教師,尤其當學生成績不逮的時候,盡了不少努力,讓學生找到自己的價值,也讓他們找回自己的未來與希望。在今天,這些學校和教師,是時代的先行者。因為,正如本欄苦口婆心不斷提出的:現代的社會,是一個碎片化的社會,是一個莫測、多變、需要個人「各自奔」的社會。現代的青年,也是「後物質世代」。讓學生困守在考試與分數,把他們綁在固定的職業方向(「生涯規劃」?),誤把經濟利益作為他們的動力,又或者把他們縛在短命的政治戰車上,其實都是剝奪了他們真正準備面對未來的機會。

「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關係,始終是教育發展的一個支點。看通了社會的走向,讓個人更堅強,更能掌握未來,到頭來,不是也讓我們有一個更健康的社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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