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8日
美國商業圓桌會(Business Roundtable)是一個由美國大公司CEO組成的組織,最近它發表了一份聲明,在某些圈子引起一定震盪。這些美國公司大佬說,企業不能首先或者完全關注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應該更重視廣義相關利益方的福祉,包括工人、客戶、鄰居和其他人。
大公司CEO被僱用或解僱,視乎他們對利潤作出了多大貢獻,因此,這樣的聲明確實值得引起重視。可是,除非金融市場激勵發生根本變化,否則我們應該繼續認為利潤動機短期而言仍會勝出。
三大問題值得考慮
商業圓桌會的觀點是,重新想像資本主義這一更廣泛嘗試的一部分。這一話題目前已成為哈佛商學院、布朗大學和其他院校的熱門課程。《紐約時報》著名記者本雅明.阿貝爾鮑姆(Binyamin Appelbaum)在其近著《經濟學家時間》(The Economists' Hour)中指出,經濟學家要為世界過於關注利潤負責。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也紛紛提出從現代改革到更大規模改寫市場運轉模式的各種思路。
在思考如何明智地調整市場在現代美國經濟中的角色時,有3個主要問題值得考慮。第一個問題是,市場激勵在某些環境下確實起到積極作用。如果你是一名企業家,想要籌集資本,那麼,訴諸廣泛社會商譽對你於事無補。要改變一個行業──尤其是在商業圓桌會上正襟危坐的老牌公司──你需要能帶來未來利潤的商業模式。比如,在過去20年中,私人風險投資出資支持把人類基因組研究轉化為救命藥物的過程。
其次,公共和私人逐利行為之間顯然需要達到平衡。阿貝爾鮑姆最強烈的觀點是,主流經濟學家經常詆毀公共行動,並且(至少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偏袒私營企業。郭庾信(James Kwak,我在許多話題上的合作者)正確地指出,這些思維的發展和傳播背後其實是強大的利益集團(但他自己的著作《經濟主義》(Economism)也強調了決策者如何扭曲明智的經濟分析,以支持商業永不錯這種天真觀念)。
第三,私人部門通常不會考慮界外效應,即影響其他人而非行動者的行動。例如,在《躍進的美國》(Jump-Starting America)一書中,喬納森.戈魯珀(Jonathan Gruber)和我都認為,公共部門在投資基礎科學方面起着強大作用,因為由此產生的一般知識會以難以預測的方式影響到千百萬人。這正是政府支援人類基因組計劃的背後邏輯,也是國家健康研究所(NIH)批出撥款的原因,幾乎所有現代藥物都產生於由NIH支援早期階段的流程。
私人部門並不總是善於自我監管,金融行業企業大力游說放鬆監管,讓它們能夠攫取更高的利潤,但也承擔了更大的風險。沒有一家個別企業會充分考慮其行為對整個體系的風險;正等於,能源公司希望採掘更多自然資源,畢竟,它們的CEO獲得報酬,並不是因為他們怎麼擔心氣候變化。
改變市場結構設計
長期以來,美國經濟的主流模式是由市場組織大部分經濟活動,同時監管或再分配結果。但2008年金融危機、遏制氣候變化措施的失敗,以及美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全都令人失望,破壞了這一模式背後的共識。
我們能夠擁有帶來更好結果的、更加包容的資本主義形式嗎?民主黨參議員伊莉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說「是」,力主平台改革的她正爭奪總統提名。沃倫以支援金融產品消費者加強保護而聞名,並非完全的反市場派。相反,她認為不同的市場結構設計會導致更好的結果,其許多方案便是要反思從市場結構和企業行為角度,應該允許什麼、如何限制金錢對政治的影響。
市場本性無所謂善惡。你從資本主義得到什麼,取決於你如何界定它。如果你依靠富人和現有權勢企業作出重要決定,那麼你獲得的將是已有的東西──經濟高度不平等、動輒爆發危機、朝着氣候災難大踏步前進。
作者為IMF前首席經濟學家,現為MIT斯隆管理學院教授,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領先經濟學博客The Baseline Scenario共同創始人。他與Jonathan Gruber著有《躍進的美國》(Jump-Starting America: How Breakthrough Science Can Rev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Dream)。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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