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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7日

林君南 解牛集

港立足灣區確立國際優勢良機勿失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即將於2019年初出台,規劃的具體內容無疑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提供一個嶄新的機遇和挑戰。按照2017年7月初國家發改委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下簡稱框架協議)據各自的產業優勢進行分工、優勢互補,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成為全球創新、創投與融資中心,最終成為一個由城市群組成的巨型國際大都會。

香港發展「重新定位」

與此同時,粵港澳大灣區還承載了國家進一步開放和發展的戰略任務。據框架協議,充分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經貿、金融、生態環保及人文交流領域的合作,攜手打造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區。

可以說,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是確立本身在全國城市群中「獨特地位」,即「重新定位」的好時機。透過香港自身的國際連繫、國際視野、中西交滙所形成的文化和制度優勢,建立有別於內地任何城市、也是任何內地城市難以取代的地位。所以,如何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和挑戰,便格外值得公眾的重視和討論。

粵港澳大灣區由11個珠三角城市組成,面積約 5 .6萬平方公里,2016年區內常住人口約6774萬人,總境內生產總值(GDP)約13879億美元,人均生產總值近20500美元(資料見立法會資料研究小組,〈粵港澳大灣區概況〉)。幅員相當遼闊,意味市場規模也相當龐大。

按照灣區經濟效應,在分工和產業互補優勢下,經濟增長速度較個別地發展為高。

據美國灣區委員會經濟研究所(Bay Area Council Economic Institute.BACEI)的報告,2010年,美國灣區家庭收入中位數比全國高41%,達到82500美元,比全州高出37%。原因是灣區滙聚了大量創新、高效、前沿技術公司。群聚效應所形成的高價值產業鏈分工和創新發展,成為區內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自2002年以來,區內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一直超出全國,顯示了灣區經濟效應的魅力。

究竟粵港澳灣區的潛在發展力量何在?無可否認,第一,市場規模巨大。若然區內城市能夠實現快速經濟增長,加上互聯互通一體化,無疑可以為基礎設施、房地產、金融服務和零售業等提供巨大商機。並強化資金、技術、人才和訊息深度滙聚和交流。

對香港來說,隨着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高鐵香港段)和蓮塘/香園圍口岸三項重大跨境基建陸續開通,加上珠江口兩岸交通基建,如虎門二橋和深中通道等的建設,將進一步促進大灣區在互聯互通上的緊密性,而香港在地理位置上的優越性,可發揮大灣區交通樞紐的作用。區內的物流業、貨櫃業和運輸業都可以發展所長。

與此同時,香港作為金融中心,近年已成為廣東企業「走出去」的首選融資平台,截至2017年底,廣東企業佔在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約21%。香港可藉大灣區建設機遇,為大灣區內企業提供全面的融資選擇及上市服務,並可鼓勵區內企業於香港成立企業財資中心,以完善內部的資金管理及風險管理活動。

科技優勢互補互利

第二,區內城市可以進行優勢互補。目前,深圳有高端製造業、資訊技術和科技創新的優勢;廣州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相當均衡的布局;東莞和佛山是重要的製造業基地;澳門則為旅遊和休閑中心;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資產管理和離岸人民幣中心,其專業服務及金融服務業聚集了大量富國際經驗的人才,在各自的優勢互補下,發展潛力可以進一步源源開發。

第三,在研究及人才培訓領域,具有利發展條件。其中,香港擁有一定優勢。目前,本港有5間全球排名100名以內的大學。事實上,香港的大學從事基礎研究能力相當強。本地的科研,大學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主導角色,並且主要從事上游尖端的研究。基於香港製造業已北遷而式微多年,令科研成果缺乏轉移到下游生產的成功機會。然而,深圳的科研主要由產業主導,多聚焦於下游的生產前沿研究。因此,在粵港澳大灣區下,香港和深圳便可以進行技術優勢互補;而大灣區城市可提供設施以便將科研成果變成實質產業,進一步建立中國自己的品牌。

創新成發展動力源

在目前訊息網絡、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科技日新月異的新工業革命時代,未來粵港澳大灣區最重要的經濟增長動力,是由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拉動。所謂全要素生產率,是指剔除各種生產要素,如人力和資本等投入所貢獻的增長率後之餘值,一般將之解釋為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很顯然,技術進步是以創新為基礎。

如今銳意打造大灣區成為全球創新和科技中心。初步看到,香港和深圳接壤的落馬洲河套區,已決定發展為港深創新科技園區,為初創企業、科技企業、高等院校和其他研發機構提供合作基地,無疑是深港優勢互補的試驗場。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如何發揮「異制」的優點,確立在中國發展戰略中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獨特性」,就是香港長遠發展的關鍵。

事實上,跟東京灣區、紐約及三藩市灣區不同,粵港澳灣區的城市群有顯著的制度和法制差異。「九市二區」的11個城市群中,內地9市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以政府驅動為主,但香港作為資本自由經濟體,是以市場為主導,政府功能有限;因此,如何在發展模式和水平不同、制度和法制的差異上協調互補和合作,是灣區城市能否落實深度合作的關鍵。香港的普通法制度着重合約精神、經濟協議的落實,若商業上有糾紛,香港可提供仲裁調解功能,將法治精神融入商業運作,也是香港優勢所在。

產業族群有利競爭

從具體發展路徑看,目前國家經濟的發展,企業尤其是科技企業對增長貢獻扮演的角色愈來愈吃重。很顯然,集合企業個體而成行業,行業相關的上下游企業形成產業族群,同時形成上下游生產的產業鏈,藉此發揮出巨大的競爭優勢,對內凝聚更大的合作力量;對外則進行有效競爭。

另一方面,產業群內一兩個優勢行業發揮中心作用,凝聚一系列跨行業的企業和專業機構組成灣區,從中進行分工和發展互補,相輔相成。以紐約灣區為例,紐約市突出的金融力量所輻射形成的「金融灣區」,有康涅狄格州和新澤西州作為傳統工業中心和製造業中心提供支撐。同樣的邏輯,粵港澳大灣區「九市二區」的城市群當中,雖然香港、深圳和廣州各有現行的發展優勢,究竟是以單核心或多核心作為輻射中心,帶動灣區的發展,問題並不容易解答。

然而,香港透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遇,為自身「重新定位」,既鞏固香港的「國際性」,同時具備在中國發展戰略中的「獨特性」,機不宜失。香港着重「一國」之餘,也強調「兩制」之不同,這才可以在中國發展作出應有貢獻。

由於粵港澳大灣區「九市二區」城市群的分工、合作、文化和人才交流,值得討論的問題很多,囿於篇幅,筆者另文再談。

作者為香港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高級講師

(本文由科大商學院傳訊部筆錄,林君南博士口述及整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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