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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9日

高天佑 新聞點評

信用降級火燒眼眉

把全城弄致反轉的特首林鄭月娥最大盲點之一,是昧於香港在大中華地區及國際社會上的特殊角色,只顧埋首算小賬,自恃「熟書」和「夠票」就一意孤行,卻想不到會拖累整體國家利益。就如近日本港示威不止,警方連續兩次對遊行活動發出「反對通知書」,盡量「斬腳趾避沙蟲」。然而,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早前明確指出,在「一國兩制」下,本港的遊行和集會自由是重要的制衡力量;倘這股力量遭消滅,社會短期內、表面上可恢復平靜,但本港的主權評級也面臨瓦解,屆時影響股市估值及所有中港企業集資活動之同時,連聯繫滙率亦難堅守。

根據三大評級機構穆迪、標普和惠譽,香港目前信用評級為Aa2、AA+和AA+,中國內地則分別為A1、A+和A+,換言之本港的評級均較內地高出一級或以上。背後最主要原因,在於本港財政及外滙儲備穩健,且基於「一國兩制」,擁有獨立的財政政策,以及較具透明度的市場環境和較具公信力的司法機制。

禁遊行集會恐損制衡力量

不過,自從2月港府推動《逃犯條例》修訂引發連串風波,穆迪在7月5日發表報告,對情況表示憂慮,並明確指出在本港特殊政制之下,遊行和集會是重要的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力量,有助鞏固體制性優勢(institutional strength);該機構警告,一旦這股力量遭到削弱,將會不利於本港的信用評級前景。

對於所謂「特殊政制」和「體制性優勢」,穆迪並未具體解說。但眾所周知,香港的特首並非普選產生,主要官員(包括警務處處長、廉政專員)均由中央任命;況且自從「釋法」和連串DQ之後,立法會作為對政府的制衡力量基本上被廢武功。可以說,特首或中央打算在港推行任何政策,體制內根本無阻礙,剩下的唯一制衡力量來自體制之外,市民以遊行、集會甚至衝擊形式「展現民意」。

「反送中」風波乃經典例子,由非經普選產生、 連在小圈子選舉也僅拿得777票的特首林鄭月娥堅持修例,儘管多個機構民調(包括親政府智庫)都顯示接近七成民意反對,而包括民建聯、工聯會、工商界等建制派陣營紛循不同渠道向特首反映憂慮,但經港澳辦和西環「吹雞」,特首信心滿滿自恃「夠票」,堅持硬推議案。及後即使有100萬市民在6月9日和平遊行表達意見,當局依然不改立場,直到6月12日數以萬計「勇武派」衝擊立法會,警方施放催淚彈、橡膠子彈和布袋彈激烈鎮壓,引起中央政府及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特首才在6月15日「死死地氣」宣布暫緩修例。

在上述過程中,特別是6月12日衝擊立法會一役,很明顯存在暴力和違法成分,惟的確正如穆迪形容,這是在香港現行政治體制下,對政府的最後制衡力量。倘這種力量遭削弱,對本港信用評級有何影響?除了法制可能倒退及社會透明度或受損,試舉一個很明顯例子:本港之信用評級建基於穩健儲備及獨立財政政策,萬一港府好像澳門政府一樣,要把部分儲備交由國開行和廣東省財政廳代為管理,以及購買高風險的內地基建和「一帶一路」項目債券,這難免會危及本港財政及外滙儲備之穩健,屆時立法會和工商界恐將如今次「反送中」般無力阻撓,倘連遊行和集會自由作為最後制衡力量亦消失,試問本港信用評級怎不會被下調?

除了穆迪,另一評級機構惠譽早前也發表同類報告,聲稱自從2014年「佔中事件」到「大灣區融合」以至今次「反送中」風波,愈來愈多人憂慮本港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遭到侵蝕,若趨勢持續,該機構難免需要重新評估本港信用評級。

示威無大台更趨混亂危險

假如香港被「降級」,有何具體影響?首先,最明顯是根據現行國際制度,企業發債評級不能高於其所屬地區之主權信用評級,因此屆時可能影響所有在港企業、包括中資公司的融資能力和債務成本,進而波及企業盈利及股市估值;當經濟受壓,樓市自難獨善其身。更甚者,連鎖反應倘引發資金外流,特別是自2008年全球QE起,有大量國際熱錢流入本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到時候聯滙制度亦不易堅守。

或曰,主權信用評級事關重大,為何穆迪會把遊行和集會自由視為重要支撐因素?皆因《基本法》第27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於2000年在立法會致詞時曾指社會上「最普遍的誤解,是公眾遊行必須得到警方批准」,她強調「事實並非如此」,相反「法例並無規定遊行必須得到警方批准」。

誰都明白,《基本法》所保障的「集會、遊行」自由並非「絕對自由」,起碼不能以此作為施行暴力、傷害他人、毀壞公物的免責藉口,正如「言論自由」並不包括惡意誹謗他人的自由。然而,警方近日根據《公安條例》連續對兩場遊行發出「反對通知書」,便引起很大爭議;畢竟當一場遊行引發出暴力等違法行為,警方當然有權執法,可是若在事前就實行禁止,扼殺集會和遊行自由,必須具有充分理據,否則可能違反《基本法》。再者,監警會主席梁定邦早前已明言《公安條例》逾50年來未有大變動,顯得「陳舊」,現正主動檢討該條例是否「不合時宜」。

從特首角度看,面對社會示威不止,既無力回應抗爭者訴求,公務員團隊和警察團隊更爆發「割席」、對立甚至威脅罷工的火頭,在此形勢下透過警方嘗試封殺示威遊行,或可令社會在表面上暫時平靜,但從周六和周日事態可見,數以萬計市民不惜「犯法」仍堅持上街抗爭,反因「全無大台」令情況更趨混亂和危險;同時,連續封殺示威加上警方強力鎮壓,已觸及穆迪所形容的本港重要制衡力量,信用降級可謂迫在眉睫。

特首隨時拖累全國攬炒

講到底,隨着中港發展勢頭此消彼長,香港對於全國經濟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對台灣的「示範作用」更早已不存在,剩下最重要角色是作為境外國際金融中心,協助內地企業融資集資,惟「好打得」特首現在似乎連此一角色也在葬送,且有拖累全國「攬炒」之虞。

 

(編者按:高天佑著作《中產必須死》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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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本由EJ Insight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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