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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2日

程翔

林鄭禍港何時休?

林鄭月娥9月4日宣布正式循立法程序撤回《逃犯條例》(民間五大訴求之一)後,民憤依然未見平息,理由很簡單,她在闖了大禍後才願意回到「原始點」,期間三個多月已經發生了重大的傷亡事件,香港政局已經出現嚴重丕變,這時才來撤回,實在已經太遲了,民眾顯然是不會就此甘休的。

如果這個撤回的決定能夠在6月9日103萬人上街示威後,就以「尊重民意、從善如流」的姿態宣布廢止,則香港社會將不會進入大動盪的日子,根本就不會產生「五大訴求」,社會將得到一個機會來修補因她擬強行修例而造成的紛爭,甚至可以化解自從2014年「人大8.31決議」造成的嚴重分裂。可惜林鄭當天頑固地堅持繼續「去馬」,以致在6月12日發生第一次警民衝突,從而形成「五大訴求」,到現在,動亂已經不是單單撤回條例就可以平息的。

過去三個月,我們見證了林鄭「小錯不改醸大錯、大錯不改成災難」的整個過程。這是所有專制社會的共同特點:制度內沒有足以制衡領導人犯錯誤的機制。1997之前的港督,理論上他是可以獨裁的,因為制度上沒有制衡港督的機制,但由於香港是一個實行普通法的社會,又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法律和輿論本身就構成一個制衡機制,所以即使港督大權獨攬,也不至於犯下災難性錯誤。加上宗主國英國是民主國家,英國議會對殖民地的運作有監督權,所以那時的港督,也不能為所欲為[1]。1997之後,香港回歸一個「一黨專政」的母體,而不幸這個母體本身不容許制衡力量的出現,影響所及,香港本來由法治和輿論構成的制衡機制就無法產生作用,這是所謂「淮橘為枳」的現象。所以,人們只能眼巴巴看着林鄭走上一條「小錯 → 大錯 → 災難」的死路。

筆者嘗試把她的錯誤軌跡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認知上的錯誤

在開始的時候,她在起草修改《逃犯條例》的階段,沒有意識到這是兩制之間的防火牆,是不能拆除的。這時,她的錯誤可以歸納為三點:

1. 缺乏捍衞「一國兩制」中,香港這一制的意識,只知「一國」,不知「兩制」。

2. 缺乏履行《基本法》第43條關於特首要對中央和對特區負責的規定,只知向權力來源(中央)負責,不知向香港市民(不是她的權力來源)負責。
3. 缺乏政治敏感度。

關於前兩點,筆者在本欄已經解釋了(見2019-08-22 本欄《林鄭沒有捍衞「兩制」意識》,茲不贅。關於第三點,是林鄭自己承認的,她在 Vision 2047 的閉門會議上說:「香港人對中國內地的這種巨大程度的恐懼和焦慮,我們對此並不敏感」。 這些都是她強推修訂逃犯條例的錯誤。這三點錯誤,使到她「自己撼頭埋牆」(她在6/15記者招待會上說的),而整個修例工作則是「徹底失敗」。

在這一階段,她犯的都是認識上的錯誤,但這些錯誤如果能夠及時糾正,如果她能夠謙虛地多聽意見,也不會對社會造成太大的傷害。

第二階段,政治上的錯:走向獨裁

在諮詢過程中,在社會上紛紛湧現出各種反對意見或替代方案之後,她不但不肯停一停,想一想,認真審視各種不同意見,反而訂立了通過法案的死線,企圖以行政手段強行通過修訂條例。

這個做法違背了香港行之有效的立法程序(例如,諮詢期只有20天,少於慣常的三個月、運用不合理的程序迫使法案委員會主席改由親政府的人出任,以致鬧出雙胞胎的荒腔走板的事情、到最後索性繞過法案委員會程序擬直接表決等等)。她企圖藉着政府有議會多數票的優勢,以極端傲慢的態度排斥所有不同意見,包括部分建制派的意見。這時的林鄭可以用「專橫跋扈」四個字來形容。整個政府正常的諮詢架構(包括行政會議、立法會議)全部被她廢除武功。公民社會固有的意見回饋渠道(如大律師公會、各中外商會,各界別的行業工會等)也一一被她棄置。

這一階段,她犯的錯誤已經不僅僅是認識上的問題,而是走向專權獨裁的問題了。在走向專制獨裁的過程中,她犧牲了整個建制派(把他們拖落水來陪葬,這從工聯會麥美娟在閉門會議上對她用髒語破口大駡可以看出)。不唯此也,為了使整個建制都不得不支持她,她請中聯辦出面為她固票,五月八日之後,中聯辦就動員香港各建制派人士及團體要出來支持林鄭,使中聯辦無形中獲得某種地位來發揮它本來不應該有的影響(違反了《基本法》第22條的規定),這是對香港「一國兩制」的踐踏。

第三階段,多次漠視民意,使長期積累的民憤出現井噴式大爆發。

在第一次百萬級的遊行之後,她如果能及時醒悟,當天(6/9)晚上宣布撤回惡法,則其時社會尚未撕裂,警民尚未衝突,損失尚未造成,但很可惜,她竟然走出繼續立法這危險的第一步。

到第二次百萬級的遊行後,林鄭尚未能幡然醒悟。於是民意出現井噴式的爆發。面對這個局面,林鄭不圖政治解決,反而期望由警員暴力執法來解決危機,由此造成極端嚴重的損失。這些損失包括:

一,政治問題靠警員來解決,使整個警隊無辜地被擺在官民衝突之中心,市民對林鄭的極大民憤,被轉化成為對警員的不滿,換言之,林鄭強迫警員要承受由於她的失誤而爆發的民憤。民眾不幸成為警隊的敵人,在這「敵我意識」支配下,整個警隊不可避免地會走向執法暴力化的邪路。警員形象及與市民關係均跌至歷史新低點,而暴力化執法已經使整個警隊變質淪為專政的工具和幫兇。

二,由於林鄭要靠警隊支撐,使警隊獲得不應該有的話語權。鑑於警員四個工會組織曾經兩次公開反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使林鄭不敢答應這個幾乎是全體香港市民的共同要求(她在會見建制派人士時坦承不能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原因是警員反對)。由於整個政權已經失去民意基礎,要靠警員支撐,所以對警員的濫權不敢吭聲。套用中共的政治術語,這叫做「槍指揮黨」。所以,連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代表警隊向市民道歉一事,都被警隊公開批判奚落。

三,由於政府對7.21元朗「警黑合作」事件不敢嚴肅追究,無形中使黑社會協助執法(打擊示威者)成為被默許的事。所以元朗事件後,類似縱容黑社會打人的事,在北角和荃灣都有發生,警黑合作,使社會處於一種極度不安全的狀態。根據「警黑合作」的模式,本港福建幫號召近百人從福建來港打人的事也不敢制止。

四,由於中共大力撐警(8.7深圳會議上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公開向警隊致敬,而王志文則在該會上公開表揚涉嫌發動7.21元朗事件的何君堯),使警隊更有恃無恐,更使人懷疑警隊的最高指揮權是否已經實質性地轉移到中共手上(中共可能通過中聯辦的警務聯絡部間接指揮警隊)。更嚴重的是現在大家質疑是否有內地公安武警喬裝成本地警隊在香港執法,徹底破壞「一國兩制」。

五,在中共的撐腰下,警隊濫捕情況嚴重(這可能是張曉明在8.7深圳會議上號召的結果),三個月來,超過1000人被捕,100多人被檢控,多人受傷。這些行動迫使示威者的暴力抗爭事件無日無之,而他們使用的暴力及擾民程度亦日益強化。示威者由於裝備不如警員,使他們改而進擊配合警隊拘捕示威者的地鐵,不但造成嚴重的刑事毀壞,也給民眾帶來極大的不便。

與此同時,此階段林鄭的錯誤已經迫使中共出手。中共港澳辦多次召開記者會,謊稱香港出現「顏色革命」、「恐怖主義」、「踐踏三條紅線」等,威脅對香港動武,林鄭的錯誤使本來已經很差的中央和特區關係雪上加霜。關於這方面的傷害筆者日後再詳細論述。

第四階段,準備動用緊急法去「止暴制亂」???

在中共的大力催谷、教唆下,林鄭正在考慮是否通過啟動緊急狀態法去「止暴制亂」。林鄭若果這樣做,就等於迫使中央出動解放軍,因為任何緊急狀態法的有效執行都必須要有軍隊做後盾(香港1956年右派暴動和1967年左派暴動的平息經驗都如是)。如果林鄭一意孤行,舍易(答應群眾訴求)行難(推行緊急法),她將為香港帶來嚴重災難,同時也為中共帶來政權不測的風險。林鄭已經有出賣中央的前科(在 Vision 2047的講話中她謊稱自己想辭職但中央不批准,而實際上她從來沒有提出過辭職),如果中共允許她頒布緊急狀態法,則中共將被迫硬着頭皮為她提供軍事後盾,實際上又是陷中央於不義。

這四個階段(希望不會出現第四個),就是林鄭「小錯不改醸大錯、大錯不改成災難」的整個過程。

如今之計,唯有答應群眾的其他四項訴求,這個決定在林鄭看來也許政治上很難作出(因為她認為這是政權爭奪戰,讓步等於讓出政權),但畢竟卻是最容易、最低成本的決定。她已經因為自己的錯誤把香港折騰成這個樣子,如果她堅持錯下去,則市民必然會抗爭到底,直到她下台為止。

【1】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1967年的暴動,雖然當年港督也有近乎獨裁的權力,但英國國會不時有人來港監察其執行緊急法時有沒有違背人權的情況,見拙著《香港六七暴動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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