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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22日

程翔

林鄭沒有捍衞「兩制」意識

林鄭月娥的修例,為什麼會引爆一場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抗爭運動?回歸22年內,四任特首為什麼有三任會觸發大規模的民憤:董建華2003年的50萬人示威、梁振英2014年的79天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的連續多場超大規模(百萬人級數)的遊行示威?這中間有什麼規律?反映出什麼問題?這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

筆者覺得,關鍵原因是中共任命的特首沒有履行好他/她的憲制責任。根據《基本法》第43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換言之,特首是「雙負責」制,既要對中央負責,也要對特區負責。對中央負責,就是確保「一國」的利益,對「兩制」負責,就是捍衞香港這一制的利益。在「一國兩制」的模式下,兩個政治上不同、意識形態上對立的制度要結合在一起,要求作為「雙負責」的特首既要有保護一國的意識,也要有捍衞兩制的意識。

這個憲制責任,說起來很簡單,實踐起來很困難,因為特首的權力來源是中央,他/她必然首先考慮北京的「一國」的利益,而捍衞「兩制」的意識相對薄弱。這是回歸22年出現三次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根本原因:特首捍衞香港不力,民眾便被迫起來自己捍衞自己的利益。

就以這次修例為例。即使我們相信林鄭月娥的初心是好的,但她以驚人的輕率把《逃犯條例》中第二條(其實就是該法例最重要的一條)刪除掉,就足以證明她心目中只有「一國」,沒有「兩制」,何以故?《逃犯條例》開宗明義(第二條的位置)把中國排除在該條例適用範圍外。這是當年經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通過、北京認可的、意在兩制之間設立一道「防火牆」的刻意安排。從表面上看,這一條(「去中國化」)也許是「政治不正確」(一個地方政府怎可以立法把整個國家排除在外),但它是在確保回歸後香港這一制在法律上不受大陸那一制影響的重要的制度建設,而絕非林鄭和李家超所說的「漏洞」。林鄭二話不說就把它刪除掉,反映在她思想深處毫無捍衞香港這一制的意識。稍有捍衞香港這一制意識的人都會先想一想,為什麼當年中央會授權特區制定出一條讓特區(地方政府)排除全國的表面上看很難以理喻的法律?林鄭不去深究這一安排的背景,卻視所有向她提出解釋的進言為「廢話」。這除了是她個人剛愎自用的性格缺陷外,歸根結底是她沒有捍衞「兩制」的意識。

還有一個例子說明她沒有捍衞「兩制」意識。林鄭在7.21事件中,先譴責國徽被塗污,後譴責元朗恐怖主義襲擊。當記者問她為什麼先國徽後恐襲?她答「國家主權非常重要」(大意)。電視所見,她對國徽被塗污是咬牙切齒,卻對元朗恐襲(因為是共、警、黑三方合作無間的結果)則語氣比較平和。她的身體語言表明,對她來說,一國的象徵(國徽)比市民生命安全更加重要。對正常思維的人來說,恐怖襲擊無論如何都比塗污國徽事件要嚴重得多,但對一些沒有捍衞「兩制」意識的人來說,對不起,恰恰相反,「一國」先於「兩制」。

林鄭如是,梁振英何嘗不是?回歸前,梁振英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完全了解《基本法》的精神和立法原意。但是,在他任內,眼睜睜看到北京隨心所欲地僭建《基本法》而不願意指出,說明他心中只有「一國」,沒有「兩制」。舉一個例子,2014年中共發表一個關於香港問題的白皮書。對認真捍衞香港這一制的人來說,白皮書是徹頭徹尾地重寫《基本法》。筆者當時就連續發表三篇文章指出白皮書是如何篡改《基本法》的(見附注)。但是作為特首,梁振英完全不吭一聲,任由北京肆意扭曲《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完全看不出他有捍衞香港這一制的意識。

另一個例子:全國人大8.31決議引爆了79天的雨傘運動,原因在於該決議片面修改《基本法》關於普選的定義。在草擬《基本法》時,中央和香港的草委們曾經就「普選」一詞的定義進行過兩次深入討論,討論的結果是雙方都確認普選是指人人有選舉與被選舉權。8.31決議的要害是只給人民「選舉權」,不給他們「被選舉權」,使中央有權決定誰才可以入閘參選。對這些細節,梁振英是非常了解的。但是作為特首,他沒有挺身而出捍衞《基本法》給於香港人的權益,足見他只知「一國」,不知「兩制」,更遑論捍衞「兩制」了。

再遠一點是董建華。他任內適逢中共大力打壓法輪功(1999)。由於法輪功在香港是合法註冊的團體,政府無法取締,為配合中央打壓法輪功,董建華決定在第二任內就着手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終於激發50萬人遊行。

三位特首的共同點是心中只有「一國」,沒有「兩制」,至少可以說是「兩制」意識不強,更不要說在「兩制」出現矛盾時敢於站在香港的立場與北京據理力爭。既然特首沒有捍衞「兩制」的意識,自然而然民眾就會起來捍衞自己的利益了。

四任特首中,只有曾蔭權任內沒有引爆大規模群眾運動,那又是什麼原因呢?套用上述的分析,是因為他比較有香港「兩制」意識。何以見得?他在2007年參選特首時,其政綱曾經表示要在雙普選問題上「玩鋪勁的」(意思是大展拳腳落實《基本法》規定的雙普選)。當然這個宏圖被中央叫停了。雖然如此,他仍然爭取北京同意在2012年設立「超級區議會」,擴大了立法會的選舉成分,對保障特區「兩制」的利益有所堅持。所以雖然他任內乏善足陳,卻沒有引爆大規模民憤。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到,特首有沒有捍衞「兩制」的意識,是決定特區會不會爆發大規模群眾抗爭運動的重要因素。

附註:筆者三評白皮書(均發表於《信報》網絡版)
- 白皮書揭開香港邁向「一國一制」的序幕2014年6月26日
- 白皮書破壞香港與大陸的「社會契約」2014年7月17日
- 《白皮書》加了什麼?減了什麼?改了什麼?2014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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