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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領軍解決結構性矛盾

何喜華|

2020年12月2日

行政長官今年押後逾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各方翹首以待,等候中央批示重大政策,如何能帶領早已五勞七傷的香港走出困局。或許是政府沒做好期望管理,報告內容似乎似有還無,出爐後沒有驚喜,既未能為因反修例運動後的社會撕裂提供良方,更沒有為如何重振疫情肆虐下的本港經濟建立出路。

綜觀全文,今年報告最大的亮點莫過於多項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措施,包括︰強化兩地基建硬件、金融和保險服務互通、鼓勵港青北上就業、於指定園區發展創科等。然而,各項措施大多是原有措施的延伸,除了基建硬件某程度上便利港人兩地往返外,其他措施適用範疇非常局限,受惠的大多是個別行業(如金融和保險服務)或特定對象(具大學或以上學歷的北上港青)。

鼓勵北上就業談何容易

報告的另一亮點是港府鼓勵港人及青年北上大灣區發展,無疑是大勢所趨。大灣區內人口逾7000萬人,勞動市場競爭激烈。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單以今年為例,內地今年的大學生畢業人數高達874萬,創歷史新高,比去年增加40萬,由於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首當其衝的畢業生面臨「畢業即失業」困境。雖然近月內地各行業已恢復生產,但找工作仍十分困難,在競爭白熱化下,畢業生大都走向北上廣深乃至大灣區一帶尋覓工作;試想像每年逾800萬內地大學畢業生,當中還未計及現已投身職場青年,以及來自全球劍指內地發展的高學歷人員,恐怕「不是猛龍不過江」,學歷平庸、無內地人脈、普通話水平一般的港青難望分一杯羹,就是學業名列前茅的港青,亦難突圍而出;在缺乏政府的支持,恐怕能成功協助港青北上投入灣區職場,實在困難處處。

港人難融入大灣區生活

再者,除就業以外,在內地住屋、接觸本港資訊、融入生活文化亦面對困難。因此,除了為參與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的企業提供工資津貼外,當局更要主動移除融入大灣區工作和生活的屏障,包括住屋、就學及生活等挑戰。

然而,對於一般市民而言,難以體會融入灣區後有何較「着地」政策,感受如何從中受惠或改善生活,而非只有少數人才可獲益。雖然早前兩地訂立協議,容許在內地居住並符合資格的港人申領居住證,讓持有內地居住證的港人,在當地參加社保、醫保和繳納住房公積金,甚至可在內地使用就業、醫療、教育和公共衞生等服務;但一般市民胼手胝足,家在香港,難以受惠上述措施。再者,《施政報告》亦未有詳述如何進一步加強支援港人融入大灣區的生活。在長者醫療方面,報告曾提及可試行在深圳港大醫院使用在港註冊藥物和儀器,便利在內地居住的港人長者,惟在內地港人不僅居於深圳,大多居於廣東省各市,當局卻未有決定何時擴展至其他地方的醫療機構,長者覆診和治療時仍面對諸多不便等問題。

無觸及善用灣區優勢

此外,對於早前坊間提及如何善用大灣區地理優勢,處理香港各項社會挑戰,例如土地資源短缺、安老服務供不應求、住屋上樓難等問題。除了發展「明日大嶼」外,亦有團體曾建議當局與內地商討,劃定區域予香港政府管理,發展公共房屋及安老等福利設施,甚至在指定城市建立香港城,引進港式法制和生活制度,奈何報告在此部分近乎空白,沒有注入破格新思維應對老問題。

另一方面,現時有不少在內地生活的基層港人家庭,他們亦因工作或生活成本等因素而長居內地,卻未能享有任何福利支援,報告中沒有認真檢視「福利可攜性」的可行性,例如︰支援在大灣區內生活的低收入港人家庭,提供在職家庭津貼、學生資助甚或其他形式的經濟支援。

中央官員多次提及本港面對的深層次矛盾(包括收入、房屋及教育),《施政報告》的回應卻幾近於無。本港奉行資本主義,有貧有富皆屬必然,所謂收入矛盾,實質是兩者差距極度懸殊,貧者難以透過自身向上流動,脫貧無望。《施政報告》指出,配合國策、融入大灣區無疑是香港未來經濟發展的進路,但若視此為最終答案,恐怕忽略了照顧其他在本地謀生的各行各業。整份《施政報告》在發展本地經濟欠良策,未有研究如何強化勞動者在職場中的流動力,更無完善二次財富分配政策(例如檢討基本生活水平、訂立完善的綜援安全網、改革或加大在職家庭津貼支援等)。「貧窮」二字在報告中更不見影蹤,試問何以應對積累多年的貧富矛盾?

土供未大增安得廣廈?

房屋供應方面,雖然當局欣然宣布已覓得可供未來10年興建逾31萬個公營房屋單位的土地,惟收地、興建期間困難重重,甚至有機會面臨法律挑戰,最終未必如期落成。相反,已知的事實是未來5年公屋平均每年供應僅維持2萬個單位,加上未來3年又僅提供1.5萬個過渡性房屋,鼓勵活化工廈改裝為過渡房屋又無實質進展,至今只聞樓梯響。殘酷的真相是:劏房租戶在經濟不景氣下仍要面對高昂租金、現金津貼最快只能於明年7月推行、劏房租管又要一再諮詢研究。遠水難救近火,怎能不教市民失望?姑勿論特首如何感嘆安居對市民多重要,在缺乏任何新舉措下,可以預期在未來5年乃至10年或更長時間,房屋問題亦難以解決,所謂「安得廣廈千萬間」只淪為空想!

政府角色進化成引領者

應對社會挑戰,認清自身角色和定位非常重要。特首在今年及過去的《施政報告》中曾提及在公營部門改革,她多次倡議政府不單要擔當「規管者」和「服務提供者」,更要扮演「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然而,觀乎其上任3年半以來,各項公共政策均只沿襲多年來的施政路徑,作出有限度的調整,難以根本地處理各項社會問題。

(1)尋找經濟「火車頭」開闢境內外土地發展

現今香港,積極不干預已不能再被奉為圭臬,要過渡至有為政府,政府各項施政更要進取。面對全球資本競逐及世界各地力爭經濟發展的勢頭,特區政府須進一步扮演「引領者」(pioneer/leader)的角色,主導各項公共政策和經濟發展方向,應對多年來的結構性、制度性問題。在經濟發展方面,除了死守金融服務外,當局更要尋找其他經濟動力「火車頭」,政府應主動制定跨部門政策,引領創科和新興行業發展,並研究如何鞏固原有如物流、旅遊、零售等行業在亞洲乃至全球中的競爭力。

在土地供應方面,政府是否能更進取地開闢大幅土地,嘗試在本港境內或境外開發土地,以處理住屋及各項社會福利用地短缺問題?因應人口老化對醫護人手急增的需求,更進取地增加醫療服務人手,包括引進海外醫生,紓緩前線人手壓力。

(2)訂立減貧滅貧目標改革財富再分配機制

在處理貧富懸殊方面,近年扶助低收入在職家庭的成效不彰,推行在職家庭津貼的申請住戶和人數遠低於預期,扶貧力度差強人意,政府是否有決心訂立減貧或滅貧綱領,訂立相關指標,甚至研究引入負徵稅,全面透過改革稅制,扶助在職貧窮勞工?

(3)重訂社福服務規劃按需求提供用地

除了上述建議外,《施政報告》亦未有主動大力增加社會福利服務的供應。雖說過去數年社福經常開支大幅增加,但服務增幅遠遠趕不上實際需求。1998年以後,政府便取消了每5年一次的社會福利規劃,自2008年起更取消多項按人口數目作社會服務規劃標準,直至2008年只有剩下兩項服務規劃標準,即綜合兒童及青少年中心及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其他社福服務在沒有規劃標準下發展。

直至2018年當局採納安老事務委員會訂定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才重新把多項人口數目的標準納入《香港規劃標準及準則》中。缺乏持續和可預測的服務規劃下,安老服務、幼兒乃至康復服務等均欠缺規劃標準,導致服務供應出現不足,同時令相關福利服務用地嚴重缺乏,不利社會福利服務發展,未能適時回應公眾及弱勢社群的服務需求。由於缺乏相應福利服務估算,導致連年政府指定動作般強調已投放了多少資源改善服務,同時民間又批評福利服務嚴重短缺,結果出現「公有公說,婆有婆說」,陷入「牛頭不搭馬嘴」的怪圈之中。

殘酷的真相是各類院舍服務輪候時間屢創新高;除了坊間較多談論長者到死亦輪候不到資助安老院舍外,舉例來說,過去6年本港兒童輪候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包括寄養服務、兒童之家及兒童院舍)的平均輪候時間,已由2014/15年度的2.7年延長至2019/20年度的3.1年;嚴重弱智人士宿舍的平均輪候時間,更由2016/17年度的93.3個月激增至2018/19年度的185.6個月(即15年6個月!)

刮骨療傷積極作為

此等制度性的結構問題同樣需要刮骨療傷,需要政府有決心承認及處理;嚴重智障人士及其家人、受家庭問題困擾的幼童乃至年老體弱的長者是社會上最無聲弱小的一群,他們的困境甚少人關注,特首和整個特區政府又會否痛定思痛立心改革?這些大刀闊斧的措施或招致各方批評,但正如中央領導曾讚揚特首「志不求易,事不避難」,特首和整個特區政府是否更要勇於擔當、積極作為?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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