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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勝任大灣區發展引領角色

林君南| 解牛集

2019年4月1日

粵港澳「9+2」發展規劃,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而備受各方熱議。這份綱要勾勒了粵港澳大灣區當前和今後的發展合作,透過規劃,優勢互補,促使區域成為具強大競爭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按照綱要,有近期和遠期兩個目標。短期而言,亦即「到2022年,提升區域內的內生發展動力,具優秀創新能力,產業結構優化,加上要素流動順暢,成為世界級城市群、國際一流的灣區;到2035年,預期大灣區將形成一個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強,國際競爭力、影響力進一步增強」(見《綱要》第二章,第四節)。《綱要》亦強調大灣區進一步深化「一國兩制」的發展。

對香港的發展定位,《綱要》指出「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推動金融、商貿、物流、專業服務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培育新興產業……」(第二章,第三節「發展定位」)。雖然發展創新及科技事業列於最後,但對香港來說,發展成為創科中心最為重要,因為此舉關係到香港能否把產業結構重組,尋覓到經濟持續發展的新增長點的寄託所在。

看深一層,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產業簇群(Industrial Clusters)是一股重要的推動力量。首先,從經濟學集聚(agglomeration)的角度看,所謂集聚,是指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上的聚集,經濟活動主體為了獲得某些優勢條件或利益,向特定區域聚集,從而通過區域內企業間的合作、分工和基礎設施共享而形成一種外部規模經濟利益。很顯然,產業集聚會產生產業簇群。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指出,產業簇群包括一批對競爭力起重要作用並相互聯繫的產業和其他相關實體,而產業簇群對創新產業的萌芽、茁莊、成長及進一步創新十分重要。

從目前國際主要灣區,如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的發展經驗看,企業簇群是一個重要成功推動發展的要素。事實上,產業簇群是技術創新的有效載體,為區域內的簇群企業技術創新營構了一個網絡環境,使訊息和生產要素流動暢順,而且也是一種有效的組織形式,充分發揮外部規模經濟的效果。

科技園助院校初創合作

珠三角「9+2」城市群一旦在區域內形成產業簇群,透過分工、協作和優勢互補,無疑也能夠把產業集聚的外部規模經濟利益實現。如今香港和深圳接壤的落馬洲河套區,已決定發展成為港深創新科技園區,為初創企業、科技企業、高等院校和其他研發機構進行合作。這個科技園不僅可以為港深兩地科研合作提供一個操作平台,也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為高新科技產業簇群的形成起中心作用,並產生引領帶動效果。

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也不乏科研資金和人才,無疑有能力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上扮演「軸心」引領的角色。在科研方面,目前香港高等院校科研團隊的一些基礎研究,有很多是相當出色的。如何把目前高等院校的優質基礎研究,轉化成為商品,我們也可以透過珠三角一些以生產為強項的城市合作,取得比較優勢的效果。

制度差異催化新思維

有分析擔心,香港與內地在法律制度上有差異,因而會否在推動發展上產生障礙?筆者認為,制度上的差異並不構成協作上的「扞格」,因為「一國兩制」框架,為產業集聚提供一個「順理成章」的地理環境,差異性反而是一種催化在各領域創新思維的動力來源,而且差異性所形成的各自相對優勢,又可以為優勢分工收益提供更強力的支持。

譬如,在香港實行與世界接軌的普通法,基於香港法制健全,司法獨立和具國際信任,無疑可以取得商業合同制訂、違約排解和法律諮詢等服務收益和獨特優勢。很顯然,不同法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區域合作中,商業合同糾紛難以避免,因而香港在這方面扮演法律諮詢和仲裁中心的角色,在區域內是不二之選。

再從香港金融業務角度看,據香港交易所資料,去年從1月初至12月14日,在香港股市集資的總額有5209.2億港元,首次公開招股(IPO)集資額亦達到2779.5億元,因此,香港無疑可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內成功創新企業來港集資發展,甚至風險資金集聚的中心城市。

事實上,香港在金融、法治和制度上的綜合優勢,冠於區域內其他城市。譬如,資產證券化(Asset Capitalization)資產原始權益發起人透過一個特殊目的載體(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把若干資產出售,出售後,若果發起財團的業務出現嚴重債務問題,甚或需要清盤,也不能把已出售的資產用來清償債務,因為SPV受託的法律機制,能夠做到風險隔離(risk remote)和破產隔離(bankruptcy remote),使從SPV購買相關債券的投資者不會蒙受損失。若然法制不健全的金融市場,資產證券化根本難以進行。香港的健全法制和金融能力的結合,完全可以讓香港在金融科技(FinTech)領域進行創新發展,並成為大灣區科技創新的獨一無二重要組成部分。

從人才角度看,據三藩市灣區和東京灣區的發展經驗,產業聚群是灣區競爭力優勢之所在,而產業聚群的競爭力優勢則是由人才來支持。嚴格來說,產業群聚的本質,其實就是專業人才集聚和發揮作用的平台。可以說,由眾多企業集聚所形成的產業簇群,所搭建形成的技術創新平台,吸引大量專業人才慕名而來;與此同時,也對為簇群企業提供人才的大學、科研機構、培訓機構等外部配套功能組織產生凝聚力,慢慢形成了一個專業化人力群集和供給的人才市場,成為推動大灣區發展的最主要內生動力。

從這個角度看,人才顯然是大灣區發展最寶貴,也最重要的資源。因此,香港目前應不斷加大對研究和發展(R&D)和高等教育科研人才培育的資源投入,實在刻不容緩。

如今粵港澳大灣區無疑是「一帶一路」戰略的組成部分,當大灣區到2035年「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則大灣區的創新科技產業,可順理成章伸延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形成一個創新技術與服務輸出的有利形勢。照目前發展情況看,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來說,實在是一次重組產業結構和開拓經濟發展新增長點的良機,並為國家「一帶一路」作出貢獻,而社會也應該客觀和冷靜地衡量和把握這個機遇,讓香港能夠取得持續發展的新動力。

本文由科大商學院傳訊部筆錄,林君南博士口述及整理定稿

作者為香港科大商學院會計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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