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1月31日起，英國放寬國民海外護照（BN（O））（亦有媒體簡稱BNO）持有人移民限制，讓BN（O）持有人可與其近親在英國居住、就學及工作，再申請成為英國公民。英國首相約翰遜認為推出BN（O）移民計劃是為了捍衞自由和自治，也為了紀念英國與香港人民之間深厚的歷史聯繫及友誼。顯然，約翰遜的說話使人聯想通過BN（O）移民計劃離開香港移民英國的動機，是與政治權利和基本人權有關。
筆者並不否定約翰遜的說法代表了其中一個面向，但另一方面，筆者想指出部分香港人熱切以BN（O）移居英國的現象，也可以是香港本土潛藏「逆都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的多年受壓抑能量獲得釋放的爆發。
沒有「逆都市化」條件的香港
自七十年代，西方即有研究指出歐美等國家的內部人口移動，有「逆都市化」的趨勢。這方面的研究顯示，城市和鄉郊有兩股相反流向的內部人口流動。「都市化」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現象，為人熟知，人口湧入高人口密度的城市，從事較高收入的工作，享受較佳的生活條件和公共服務；但如果離開都市和城市的人較進入的人多，便出現「逆都市化」現象，住慣城市的人，轉移居住地至鄉郊和城鎮；在世界各地，都市、城市、城鎮和鄉郊間，都有人口雙向流動，原來生活在鄉郊的人移居城市尋求機會，或城市的人移居鄉郊尋找較適合的生活環境，能擁有這方面的自由是一種幸福。
世界上較落後國家的人民較難移居大城市，但先進國家的人民都能享有上述的自由和幸福，唯獨香港人不容易在這方面享有同等的自由。
香港可以說是一個超大型都市，人口密度極高，也是很多外來人眼中的一個繁華之地，很多人都崇尚城市生活。但和其他超大型城市不一樣的是，香港人如果不逾越「國境」，不離開原來的社會制度，不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分離，便不可能由香港這個大都市逆向遷移到下一層級的市鎮和鄉郊生活。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香港每一吋土地都是都市的一部分或其伸延，已經基本上沒有鄉郊和較獨立的小型市鎮（整體稱之為Non Metropolitan），沒有一些人口密度低、土地便宜、能容許人不用付出高昂的起動成本去實踐一些個人夢想的地方，投入個人想像和努力，或是寜靜潛修，或是做一點小生意，或者只是潛心發展一個小項目，但香港已沒有這種性質的鄉郊。香港的鄉郊，包括香港的郊野公園，只是城市人假日的遊樂場，來這裏的人沒有脫離城市，也沒有人能真正住在鄉郊。
香港缺乏真正意義的鄉郊，而筆者談論的鄉郊，不是環保戰士保衞的鄉郊；環保戰士保衞的鄉郊，是動植物的棲息地，是大自然的保育，筆者說的鄉郊，是人類生活的鄉郊，這也包括一些小城鎮和小社區。香港沒有小城市，過去的衞星城市早已和整個城市連為一體，香港人要離開城市，必須要移民去另一個國家，或至少要前往中國內地和台灣；香港人要移居到鄉郊，困難比其他國家的人民困難很多。
在大城市生活可以很累
去年，港人申請移居台灣的人數創近期新高，台灣是一個有很多Non Metropolitan的地區，一些港人去台灣開一個小店，最後都不一定能維持經營，但有一點是即使經營失敗似乎也不會導致傾家蕩產，而且也開啟了新生活之門；在英國倫敦以外的Non Metropolitan地區，也是非常美麗的地方，英國政府自去年開始對香港持有BN（O）的人開啟大門，讓港人攜帶家庭到英國生活，過去7個月，有約7000人已經赴英，他們有一些人在社交平台分享來英的經歷，字裏行間，流露出的是一種心靈的解放，離開的人特別流露出的對英國小城市的嚮往，不特別籌謀事業發展，但求能有工作和收入，按經濟能力租賃住房，不計劃太長遠的未來，似乎特別輕鬆和興奮。
香港人都愛香港，但一個只有城市沒有Non Metropolitan的居住區域是一種局限，人有時需要停下來，一生人都在大都市生活有時候會很累。有人認為，香港的政治紛爭是因為一些深層次矛盾。而筆者認為，香港的政治紛爭是因為香港人承受大城市的壓抑，而香港人的壓抑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擺脫，擺脫在大城市中生活的壓力、競爭和長遠承擔。無論在哪一個國家，生活在一個成功的大都市，無論是香港、倫敦、東京、上海等都一樣，都是一個挑戰，有一些人能一生長期生活在這個挑戰中，但有很多人不可以，很多人會在人生某階段離開。
香港人難以離開自己的城市，但像其他大城市，香港讓很多外來的人到此尋夢，或至少短暫離開自己的國家，住在外國大城市的人能來香港居住，而原來住在鄉郊的人，特別是一些來自經濟較不發達地區的外地人，包括香港人由菲律賓或印尼等地招聘來香港工作的傭工，來自中國內地較窮困地區的人，或一些經濟或政治難民，都有一些途徑來香港。對外地的人，香港算是一個開放的城市，但對於香港人，缺乏的其實是離開大城市生活的自由。
英國首相認為BN（O）新政策是守護香港人，是對香港人的政治和民主訴求被打壓的一個回應，那麼離開香港移居英國的人的動態，是否純粹因為追求一個更合適的政治空間，或是因為在香港受到壓迫呢？筆者覺得人的行為和動機可以是非常複雜的，很難確定一個人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只有一兩個單一的目的，但筆者以為，在政治訴求，又或所謂深層次矛盾以外，值得深究的是香港人的壓抑，是否其實也來自於生活在一個高競爭性的大城市而無法擺脫，這個推想，也和年輕人特別喜歡旅遊或一些環保人士對郊野歇斯底里的執着有關，但是我不能肯定我們真的要一個四方形的皮球，香港要接受它固有的局限。
為「離開」和「回來」創造空間
透過一個非政治的角度去看部分香港人移英或移台的熱情，或許政府能看到新的應對契機。透過這一個角度，筆者覺得政府至少有兩個方向可考慮，一個是嘗試研究和追蹤發展，一個是在大灣區策略中嘗試作出回應。
就研究層面，學者可嘗試由「逆都市化」的角度研究港人移居外地的發展，特別是在香港出生但較年輕的一代和上一世代的不同，理解香港人在人生不同階段對遷移到較小城市以至鄉郊的需要、動機和經驗（相對於遷移到較香港政治體制民主的地方）。
就大灣區策略層面，中國政府可考慮讓香港人和中國的Non Metropolitan區域建立一些連結，香港人的上一代在國內都有根，他們的出生地在國內農村或城市，這讓他們那一代和鄉郊有一個連結，有一個回去的地方，但新一代的香港人沒有。如果新一代香港人可以在國內特定Non Metropolitan地區，在沒有特定行為門檻如在當地居住等前設下，以香港人身份獲得當區戶籍，通過這個戶籍，讓香港人體驗國內的制度，做一些平凡內地人做的事，享受當地的一些政府政策和福利，建立一些落地的連結，結識一些當地朋友，或許會是另一條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