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當2019冠狀病毒肆虐中國武漢並開始在西方國家流行時，我警告說，這場危機可能會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將面臨同樣的挑戰，給我們所有人帶來嚴重且長期的後果。遺憾的是，預測成真了。
截至10月中旬，印度恐怕會超過美國成為新冠肺炎病例總數最高的國家，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世界銀行警告說，這種流行病僅在今年就可能使亞洲約5000萬人和非洲約30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將導致20多年來全球極端貧困率首次上升。
美國反其道削世衞支援
此次危機還加速了其他一些已經發生的令人擔憂的變化，包括中美關係的摩擦升級，保護主義的抬頭，以及碳排放密集回升，這有可能使世界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鬥爭中倒退。所有這些趨勢將使大流行前的發展議程更加難以實現。
在全球層面上，確保各地弱勢群體得到保護是一大挑戰。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世界將變得更加危險，全球經濟強勁復甦的前景將嚴重受損。
從以往經驗判斷，我認為當下時刻非常關鍵。即使在10年前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澳洲政府仍然堅定地承諾把對外援助預算提高到國民總收入的0.5%。不幸的是，這一改變被推遲了，澳洲的對外援助已經下降至不到這個水平的一半——這是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
值得讚揚的是，英國時任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政府在2013年採取了類似的行動方針，即使在緊縮政策之下，仍在立法中承諾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DGs）所要求的佔國民總收入0.7%的援助目標。甚至在更早的時候，於2009年4月危機最嚴重之際，澳洲政府與英國首相白高敦（Gordon Brown）合作，以確保儘管發生危機，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仍重申其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承諾。
好消息是，一些國家的政府，尤其是在歐洲，已經意識到此時增加外國援助的重要性。壞消息是，聯合國秘書長呼籲為世界上最貧窮國家提供20億美元復元基金的目標尚未實現，還有重要任務組織如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該組織負責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疫苗部署）等，也沒有在任何地方獲得所需的足夠支持。對於解決危機至關重要的其他發展需求，尤其是水和衞生設施，也迫切需要關注。
在大流行期間，增加發展援助不僅是一個正確的做法，也是促進本國經濟復甦的明智策略。可是一些國家增加的對外援助顯然被其他國家的行動抵消了，尤其是美國，她在這場危機中削減了援助，包括對世界衞生組織等關鍵機構的援助。
問題是，我們常常把外國援助視為施捨，而不是通向繁榮的踏腳石。我在澳洲提出了這一點，那裏的經濟復甦將依賴於整個亞洲更廣泛的復甦。
澳洲嚴重依賴地區貿易，國際教育已成為澳洲第三大出口產品：該國六分之一的大學生來自亞洲。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幹事格奧爾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的領導下，IMF一直處於緩衝疫情對全球經濟、特別是對世界上最脆弱人群衝擊的最前沿，從10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中汲取了教訓，已經向有需要的國家提供了1000多億美元的金融援助。
儘管如此，我們仍可以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更多改革，使我們走上全球全面復甦的道路。例如，我們需要確保目前增加對IMF的支持，不能被視為一次性注入，而是努力提供更多長期資源的開始。同樣重要的是，在某個時候，成員國份額的分配必須重新調整，以增加有活力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在IMF決策中的權重。
G20等組織停向40國討債
與此同時，G20和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等組織採取的行動至關重要，它們已經允許40多個國家暫停償還債務，讓她們不必在還債和拯救生命之間作出艱難選擇。但放貸機構目前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提供更系統性的救助，而不是在危機似乎已經過去，或在自身經濟復甦或國內利益需要時，直接重啟債務償還進程。
我們能否從這場危機中走強或走弱，既取決於政府為本國人民作出的決定，也同樣取決於影響其他國家人民的決定。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各國政府從全球公民的角度出發採取行動。
作者英文名Kevin Rudd，是澳洲前總理（2007-2010年和2013年），IMF外部顧問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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