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於歐洲稍見緩和,但西歐四國(法、德、意、西)確診個案由近20萬至逾30萬宗,東歐數字雖比西歐理想,但升勢仍然未止,令人擔憂。病毒傳染不分國界,而且西歐的醫療體系明顯相較東歐國家完善,理應在控制疫情上發揮得更理想。事實卻正好相反,西歐的感染及死亡數字均遠超東歐的前鐵幕國家,反映東西歐之間自歐債危機之後經濟發展軌跡和社會結構不同,並顯示歐盟成員國之間缺乏取長補短、互補不足的結構性問題。
自歐債危機以來的多年撙節政策,導致西歐的公共醫療系統萎縮,故此疫情直接引爆了人口老化及公共衞生意識低下這兩個炸彈;雖然東歐國家人民落實社交距離措施,使其確診數字較西歐少,但這些國家缺乏檢測資源,疫情有被低估的可能,而且,未有疫苗出現,對於這些醫療支出不高的東歐國家來說,中期而言仍存在爆發的風險。歐盟被條約嚴格限制插手公共醫療領域,亦缺乏有效手段調配歐盟區內醫療資源,在這情況下,東西歐疫情發展開始同步甚至逆轉,絕對是歐洲往後一年的最大風險。
債務危機後大削醫療開支
東歐及西歐國家無論在經濟條件及社會發展程度上均有鴻溝,輿論認為西歐國家一向在醫療科技和基礎建設方面領先全球,但本次疫情並未能反映這些優勢。西歐雖然發達,惟人口老化及人口密度過高等社會問題,使疫情更容易在社區傳播,受感染人數一發不可收拾。此外,西歐的工業及商業發展較東歐發達,不少東歐勞工選擇到鄰近的德國、意大利等地方工作以賺取更高收入,造成西歐人口數量高度膨脹,疫情最為嚴重的法、德、意、西均為歐盟當中四大人口最多的成員國,疫情在數據上比東歐更嚴重似乎在所難免。
2009年起歐洲經濟受歐債危機嚴重打擊,當時普遍偏高的政府開支被視為經濟復甦的絆腳石,開源節流頓成各國政府的優先考量,醫療開支更是重點削減對象。從2011年起,歐盟28國(當時英國仍在歐盟)內超過18個成員國均由右派政黨執政,右派的保守經濟主張,使歐盟國家催生了削減醫療開支的念頭。從2011年起,12個歐盟國家持續降低國家醫療開支佔總經濟產出的百分比,截至2018年,更有18國的醫療支出比率較歐盟標準的7.2%為低【圖】。
醫療開支不足,使西歐國家在控制疫情上舉步維艱。西班牙、意大利及愛爾蘭的醫療開支下跌比率最高,西班牙的有關支出佔GDP從2009年的6.8%遞減至2018年的6%,意大利亦不相伯仲,10年間下降了0.6個百分點,可見緊縮政策的禍害。相反,東歐國家的財政相對穩定,醫療支出跌幅一般較溫和,大多處於0.3個百分點以下,而克羅地亞、羅馬尼亞及中歐的奧地利甚至不跌反升,對防範疫症實屬可貴。
集體思想植根東歐人民
東歐國家如波蘭、匈牙利、克羅地亞等在疫情控制比西歐更勝一籌,除了人口密度較低的因素外,公民社會在落實社交隔離的功勞亦不可多得。東歐國家大多曾受社會主義教育及前蘇聯的集體主義領導所影響,服從政府命令、以集體利益作優先考量等傳統,仍然植根於他們的風俗裏。
中歐及東歐街頭上幾乎所有市民都戴口罩,這與認為戴口罩代表患了病的西歐國家人民大相逕庭。不但奧地利及捷克等強制佩戴口罩措施未有受當地輿論非議,匈牙利更成功利用疫情作藉口,通過全新法令,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賦予政府更大權力,不需經過國會同意,便能推動各項措施以應對疫情。由此可見,東歐人民對政府於疫情期間加強管制日常生活的做法明顯較受落,政府自然能推動進一步的抗疫方針,減慢疫情發展。
不過,這並不代表東歐疫情已經受控,反而可能存在更大隱憂。南韓早前新天地教會爆發群體感染後,採取了主動抗疫手段,進行大規模病毒檢測,以避免隱形傳播者對社區的潛在威脅,確診數字隨之下降。相反,東歐國家的病毒檢測數量一直未達標準,克羅地亞、保加利亞及斯洛伐克的檢測數目只在20萬次以下,當中人口最少的克羅地亞,總檢測次數與冰島相若,但其總人口卻比冰島高出十倍,情況難以比擬。
檢測數量不足 切忌掉以輕心
再者,檢測套裝供應十分緊張,經濟較弱的東歐國家未必能高價搶購試劑,而中國向歐盟國家提供的試劑,準確性亦備受質疑,斯洛伐克更要停用某些批次中國試劑,使其未能提高測試量。
按此推論,目前疫情只屬冰山一角,假若未來仍未能增加檢測數,以堵截病毒傳播,東歐的疫情亦未見樂觀。
蘇民皓 尹子軒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及歐洲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