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新冠疫苗的面世以及支持性財政和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推動，美國經濟有望在今年較後時間恢復到疫情前產出水平。但相比之下，勞動力市場的復甦則緩慢許多且分布不均，因此就業率在2024年前都不大可能恢復到疫情前的高峰。
為了應對疫情，許多企業尤其大型企業已通過自動化、數碼化和業務重組（包括迅速轉為居家辦公）以提升自身效率和抗衝擊能力。去年12月麥肯錫公司對北美和歐洲六國（合共佔全球GDP約40%）企業高管的調查中，有51%受訪者表示在2020年增加了對新技術的投資，75%表示計劃在2020至2024年這樣做──相比之下，只有55%的人報稱在2014至2019年增加了投資。此外，世界經濟論壇在2020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80%的企業計劃提升其業務數碼化程度並擴大遠程工作的應用範圍，還有50%打算加速推進生產任務的自動化。
同樣重要的還有總需求的發展軌跡──這取決於就業和收入增長狀況。人們一直在討論為何2007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那10年間的生產力增長令人失望，最有說服力的解釋就是長期疲軟的消費和投資需求。雖然疫情時代的自動化和數字化加速可能會提高供應方的生產力，但它可能會對需求產生不利影響，因為這會阻礙勞動收入和消費增長──這可是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
就美國和其他工業化經濟體來說，疫情對就業和收入的最大負面影響在於餐飲、零售、酒店、客戶服務和辦公室服務方面。如果疫情引發的專業辦公時間和商務旅行減少削弱了對辦公室保潔、安保維護、交通運輸和餐館酒店等大量服務需求，許多這類低工資崗位可能會完全消失。在疫情前這些職業佔了美國總體就業崗位的四分一，而且在無大學學歷勞動者就業中所佔份額愈來愈大。
投資疲軟對潛在生產力增長構成另一個需求側風險。在疫情前商業投資率總體上已處於長期下滑狀態（因此導致了2008年後的生產力增長放緩），此後由於私人非住宅投資自2019年峰值下降，致使投資進一步收縮。換言之，新冠疫情經濟衰退期間的投資降幅，其實沒有2007至2009年金融危機時那麼大。
鑑於幾十年來投資不足所導致的公共基礎設施嚴重缺乏，拜登政府的基礎設施計劃可以聚集私人投資，在短期內促進整體投資並提升經濟的長期潛在生產力增長。
Laura Tyson是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哈斯商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也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布盧姆中心董事會主席；Jan Mischke是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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