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在討論新選舉制度時，人們熱中的話題是：選委會委員是否被「欽定」？反對派政黨是否參選、即使進入立法會是否淪為「花瓶」？建制派在立法會「獨霸天下」是否會削弱監督政府的職能？等等，就是在建制派內部也出現了不少「奔競之士」。
以上問題引發熱議，可以說是修訂選舉制度引起的條件反射。其實，如果登高望遠，從香港實現良政善治的角度來看，所謂「建制派」和「反對派」都是被人貼上的政治標籤，《基本法》裏面並沒有這些概念，香港社會如果繼續沉湎於派別之爭，則政治爭拗無休無止，社會裂痕無法彌合，經濟民生難題無法破解。
筆者認為，港人應跳出現有思維定勢的束縛，在新選舉制度下，淡化「建制派」、「反對派」的概念，聚焦以下三點來思考參政議政。
聚焦國家香港利益的共振點
《基本法》規定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根本原則。「一國兩制」，意味着「港獨」及任何試圖令香港成為不受「一中」制約的獨立政治實體的做法都是不允許的；「港人治港」含義是「愛國者治港」，新的選舉制度將使其落到實處；高度自治，其含義也在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具體條款中得到體現，中央授予香港哪些權力？中央保留了哪些權力？法律條文中都有規定。落實《基本法》的機制已經建立並健全，「紅線」更加清晰而且不可觸犯，無論是選委會，還是立法會，在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上都沒有爭論的空間，也無爭論的必要。因此，參政議政不存在亂設議題的可能，而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進行。
基於以上情況，香港的從政者首先應把握好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共振點。某些人不要在「抗中拒共」上花心思，那是沒有出路的，而應聚焦「合作」、力求「雙贏」。世界在變，中國在變，香港也在變，香港須在變化過程中調整自己，尋找經濟發展的機遇。香港如何聚焦「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開闢合作空間？香港與內地如何「併船出海」開拓國際市場？香港如何參與「雙循環」、在貢獻國家的同時成就自我？香港如何在大灣區發揮「領跑」作用？等等。諸如此類議題才是參政議政的重點。
把握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共振點，對於諸多香港人來說，還是要轉換理念，學會平視內地。香港現代化程度領先於內地，但內地近年來的快速發展也不可輕視，港人應摒棄政治偏見、超越社會制度之別、消除天然的優越感，以客觀、理性、務實的姿態對待具體事件，那種「逢中必反」、鄙視內地的態度，顯得過於狹隘和偏激，也不合時宜。
找準香港整體局部利益結合點
香港積累了許多深層次矛盾，這些矛盾形成的原因固然複雜，但至少可以說明，香港過去沒有處理好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之間的關係。在新選舉制度下參政議政，須把握好二者的結合點。
金融、工商界雲集了許多大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可以說掌握着香港的經濟命脈，破解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其作用至關重要。比如，破解房價畸高的難題，各大地產商能不能為解決「供地難」出招出力？是為了自己眼前獲取最大利潤、搞得民怨沸騰，還是適當讓利於民、令底層民眾「居者有其屋」？這就涉及到香港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之間的關係。香港不乏像李嘉誠先生那樣的愛國愛港、熱心公益的企業家，如今要化解深層次矛盾，同樣需要工商界捨利求義。
以往，某些政府官員遇到矛盾繞着走，畏首畏尾，明哲保身；某些立法會議員提不出解決問題的好建議。這樣的人都將不適應未來的工作，「愛國者治港」並非只會「擁護與効忠」的「庸者治港」，而是既要愛國愛港，又要有才能。今後，在特區政府和立法會，需要一大批政治人才，這些人要格局大、視野寬、敢於擔當、善解難題，為了香港的整體利益，能夠適當捨棄所在界別的利益。
把握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平衡點
逐條細讀《基本法》的規定，的確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香港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三權分置，司法獨立，行政長官代表特區政府向中央負總責」的制度。那麼，「行政主導」究竟主導到什麼程度？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之間的平衡點在哪裏？這是未來香港的從政者需要把握的。
尋找三權的平衡點，首先應把行政長官的職能單獨提出來看待。《基本法》第四章涉及「政治體制」，第一節為「行政長官」，第二節為「行政機關」，第三節為「立法機關」，第四節為「司法機關」。「行政長官」單列一節，且居於第四章之首，這表明行政長官的特殊性，是特區之首，確實有超然於三權之上的權力。如果再細讀香港國安法，就會發現行政長官的責任和權力更大。其次還要看到，「行政主導」的內涵，是由《基本法》和國安法對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的賦權構成的，有這些堅實的法律基礎，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不可無原則地挑戰「行政主導」的地位。
尋找三權的平衡點，還需要釐清一些概念。在新選舉制度下，政府並非不能反對，而是不能以癱瘓政府、顛覆政權為目的。比如，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議案，沒人規定議員必須投贊成票、不能投反對票。在新選舉制度下，直選議員席位減少並非削弱民主，而是要提高民主質量。比如，不同派別的議員形成對峙，大量事關港人福祉的議案被擱置，這樣的「民主」有用嗎？改為大部分議員由選委會選舉，有利於立法會結束長期對峙的局面，議員都以「把事辦好」為目的，而不是以「把對手搞死」為目的，這樣才能實現優質民主。
在一個民主社會，應允許各種不同的聲音存在，但如果各政治派別之間形成對峙，對社會發展進步形成了巨大阻力，就適得其反了。香港現在需要彌補裂痕，還是淡化「建制派」、「反對派」概念為好。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