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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溝通、怎有善治?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2021年4月6日

在大刀闊斧的政治變動之下,如今香港大局已定,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有不少體制中人提出,香港必須藉此機會走向「善治」、邁向選賢與能作為管治風格及建立班子的骨幹。在底線確立之後,是時候反思管治及此城的深層次問題……這些論述太多人說過,筆者也不在此重複。反之,倒想提出一點看法。與民溝通及對話,是成功管治的先決條件。內地幹部必須走入民眾,累積地區管治經驗,才能逐步而上。一黨獨大的新加玻,人民行動黨也會要求其候選人與平民居民打好關係,再拾級而上地參與在宏觀管治藍圖當中。

反之,香港管治文化長年累月被人詬病乃是一個官商勾結、與民脫節、與世脫軌的封建系統。盤據此城多年的既得利益者,將港人的整體發展綑綁在營造嚴重社經不平等的資源分配邏輯之下。與此同時,政治表態及忠誠度在個別群組及人士眼中與「愛國」畫上等號,卻豈料這一來對香港落實有效善治於事無補,二來也與培育港人真正愛國的民心回歸背道而馳。

今期筆者只想着重「溝通」二字,以及其對管治的根本重要性。以下就着溝通有兩點迷思及想法,與讀者分享。

一、與年輕人溝通

在2019年發生的種種前,有不少政客,包括建制中人、特區政府班子,甚至老一輩的泛民及反對聲音,皆表示他們非常重視年輕人的聲音,希望能跟年輕人打好關係,建立好溝通橋樑。

然而2019年將不少年輕人與體制的關係徹底扳倒,將為數不多的溝通橋樑銷毀破壞,剩下的,只是一個嚴重撕裂的政治空殼。

風平浪靜的時代,溝通自然是一門便宜的藝術,讓管治者能夠維持在民眾眼中的動感及認受性。但在一個風高浪急,你猜我疑的時代裏,能向着年輕人打開天窗說亮話,並非一件易事。有政治智慧的建制派想要接觸到年輕人以了解實際情況、社運圈子想要年輕人的加持去延續運動、中央也深諳管治香港不能沒有了年輕人的參與及理性對話,但知道是一件事,成功實行卻是另一件事。況且當雙方雖然皆有基本興趣去進行溝通——但箇中的困難,則令溝通過程難以開展。

上了年紀的政壇老手看年輕人,覺得他們難懂。但普羅大眾、素人年輕人看體制,卻是認為其難以觸碰,更難以溝通。此雙向性隔膜的來源,並不是三言兩句便能解釋得清楚,而是存在更為根深柢固的結構性因素。

首先,最為明顯的當然是社會權力群體與年輕人之間的信任鴻溝。社會運動建基於部分激進年輕人的意識形態,故對追求所謂的「民主自由」的年輕人大開中門,讓他們能夠以自我認同及虛擬社會構建等形式參與其中。同時,也必須將所有政見「不夠黃」的人誅九族,以求能維繫政治純度,維持運動熱度。

反之,在個別建制或政府中人眼中,持「敵對」態度的年輕人,不可信,更不可用。他們對時事的研判、對體制的反感,以至可能對國家安全所構成的威脅,讓任何高官公開與社運中人接觸,皆變成十分的難事。在政治正確大於一切的情況下,冒着政治風險與年輕人聯絡,更有可能是一種政治錯誤,僭越了自己心目中所擬定(但未必實際存在)的政治界線。

再說,撇除基本的信任危機以外,溝通並沒有可能在一個雙方皆認定對方是不懷好意的前提下發生。在大時代中,「意識形態」及「立場」成為標籤及判斷他人是否可用可聽的關鍵指標。有不少激進建制人士視所有「反對派」為針對政權政府的聲音,所持意見甚至比中央對香港存有賢能多元化的期望更為保守。理性的溫和年輕人民主派、未必支持建制派的政治素人,在一道「不知道是否自己人」的牌匾下被排除在忠誠論述以外,說他們不過是「另類」的「亂黨」。在這種氛圍下,又怎能溝通?

同時,對體制猛烈抨擊的青年人,將任何從體制走出來的溝通聲音皆描繪成「分化」或「維穩」,認定支持對話或溝通的便是「鬼」。

在一個意識形態大於一切、主宰一切決定及公開言論的氛圍裏,圍毆支持溝通的他者會為自己帶來一時三刻的光環,卻也一次又一次地斷送了和平解決問題的機會及空間。

最後,須知道體制中人往往非富則貴,不是經濟精英或大財團代表,便是政治背景和資源十分充沛的所謂「上流人士」。除非建制之人有心有意地嘗試接觸在自己圈子以外的年輕人,否則能夠與本地政壇菁英溝通攀談的,恐怕就算本身不是權貴,都要刻意地自我審查,被納入或進入現有建制各派系門下,以迎合權貴的口味,但在迎合複雜多變的各大建制山頭個別口味之時,此過程必然會令進入體制的年輕人避諱,甚至最終知情不報、自我噤聲、欺上瞞下。

同樣地,反對聲音中的激進中堅分子對任何嘗試達致中央與民間溝通的聲音窮追猛打,以致能夠進入所謂的「黃營關鍵輿論及權力圈子」的,無不是懷着極其鮮明濃烈的己見及固執。這也是為何民主黨在如今政治氣候下難以自行轉型——其黨內有不少聲音將任何在如今政治制度下的妥協或參與皆描繪為「投誠」及「投降」,要怪的不能單純是體制的收窄,也是其從一而終對參與在體制內必然要接受的底線的厭惡心魔。

綜上所述,現時香港出現不同「陣營」及背景的年輕人,與他們所屬陣營的元老前輩「圍爐取暖」,這絕不是一種歷史下的偶然巧合,而是種種結構性因素的惡果。當然,作為管治香港一方,政府有必要拿出從政者的勇氣去踏出第一步,重啟與民間——尤其是年輕人——的溝通對話。

只有這樣,才能充分彰顯年輕人如何在對抗及盲從之間,可以有,也值得擁有,另一條建設性出路。此條出路固然必然要符合政治底線及框架要求下,與如今中央的治港方針相輔相成,但也必須將消極而絕望的聲音重新引導上正軌。

須知道,底線確立及維持,仍需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要善治能夠行穩致遠,必先讓年輕人看到善治內他們所擁有的一席,也同時讓理性愛港的聲音,看到愛國的價值及合理性。若此時此刻不開始正面面對以上的三大障礙、將重啟對話及溝通一拖再拖,恐怕香港民心只會愈趨偏激,體制與年輕人距離將愈走愈遠。

二、政策溝通的攸關重要

溝通不了的政策,可以順利落實嗎?

這是一道我最近常常反思的問題。理論上,在一個行政主導的管治體制下,施政與民意並沒有直接掛鈎,只要行政班子站得夠硬夠穩,哪怕民間對方針方向有其保留,那又如何?難道行政主導看重的,是親和力,而不是執行力?相信絕大多數行政主導者皆會一口咬定,執行遠比親和更為重要,更為核心,更能根治社會的深層次問題。

但要解決香港如今面對的種種問題和困境,親和力及民眾支持並非可有可無,而是攸關重要的先決條件。且拿疫苗注射率異常低這個問題來看,截至兩星期前,香港全港居民的新冠疫苗注射率不足6%,遠比其他已發展地區及國家來得遜色。固然政府可以將問題怪在事無大小上綱上線的「反對派媒體」及反對聲音渲染,但這種論述並不足以蓋過一個赤裸裸的事實:當政府在市民心目中的公信力跌至幾近冰點的時候,就算是再正常不過的非政治化議題(例如:疫苗接種或封關安排),也會自然成為眾矢之的。

有一位長輩親戚於3月初問我,為什麼在香港,當時在內地仍未獲批為60+人士接種的科興疫苗會「優先」給予老年人接種?我答不出。而政府似乎也答不到。

有另一位朋友問我(為什麼老是問我),復必泰疫苗早前「出事」而必須要停打,為何政府在把關層面上這麼不濟。說老實話,我答不出——不是因為政府確實不濟,而是因為解說政策及施政方針的責任,不應落在平民百姓身上,而應該由認識政治溝通技巧101的官員來處理。

一年前,政府就着封關與否的問題,與前線醫護工會關係劍拔弩張。當時工會連番要求政府進行封關,但政府卻在公共輿論上一直捱打,既沒有回答或化解民間當時的疑問,也沒有推出或促進一個完整的解釋論述,最終落得非常難堪。

溝通是能讓管治阻力減免,讓推動改革事半功倍的一個關鍵要素。但溝通要求的並不是單方面的資訊灌輸,而是雙方雙向性的聆聽及辯解。面對失實指控及荒謬傳言,政府有必要以民眾了解及聽得懂的語言澄清,以民眾能夠接受的態度與持份者及媒體周旋,在社會沒有共識之時去創造、打造共識。一個真正善治的政府並不會被既得利益或現存偏見牽着鼻子走,故步自封。若無溝通、怎有善治?

牛津政治評論總編輯、《時代》雜誌及《外交政策》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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