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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47變悲情都市?

余偉麒|

2020年6月30日

還記得中學時上歷史課,就在講及法國大革命的課本中有一張插圖,圖中背景是一個行刑台,幾名士兵正準備處決一名革命犯,旁觀者有些喝采、有些流淚、有些掩面、有小朋友還在玩耍,圖中着眼處有個老婆婆坐在一張搖凳上織冷衫,毫無表情地看着整個過程。下課後同學們開始討論這張圖片,慨嘆長久動盪會令人麻木,從此「織冷衫」在同學圈內便變成為冷眼旁觀的代詞。

回頭看看我們身處的香港,不少民眾6年前對警察在「雨傘運動」時發射催淚彈驅逐示威者大為震驚,但是前年的「反送中運動」中,警察已發射超過一萬枚催淚彈,雙方暴力不斷升級,可是有些市民對媒體上血腥的照片及影像已開始變得麻木,如今加上「港區國安法」的落實,抗爭者頭上像多了一把刀,如此下去,香港人會否只顧着「織冷衫」?本文欲透過分析香港人口結構的轉型,放進社會學中的結構功能主義框架內來嘗試探討香港到了2047年會變成什麼樣子。

香港——想像的共同體

香港由180年前的小漁村,演變成過去數十載舉世耀目的東方明珠,擁有獨一無二的政經地位,全賴二戰後數十年的「天時、地利、人和」。

日佔後重光的香港,人口只得大約60萬,及後國共內戰,由中國多個省市湧入香港的人口便有25多萬,隨後內地「大躍進」所帶來的大饑荒,以至再後期的文化大革命,令香港人口急促增長至1971年的3936630,到1981年再升至5183400【表1】。這正是香港戰後重建數十年所遇到的「天時」優勢,就在國內動盪及美蘇兩大陣營冷戰期間,吸納大量勞動力人口,在當年高度工業化的時代為香港經濟提供相當重要的人力資源,而當年的移民人口中亦不乏來自大中華區各地的知識分子,令香港在當年華語世界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別處的人為勢所迫而要離鄉別井,乃天時;眾裏尋他千百度,民眾選擇來港定居,乃本港的地利優勢。原本還是很普通的一個英國殖民地,恰巧成為逃離社會動盪的「緩衝區」及「避難所」。就是這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巧妙地成就香港過去數十載的「天時地利」。

至於「人和」,當然不得不提香港人那種刻苦耐勞而同時亦會守望相助的「獅子山精神」。筆者認為,這種精神不大可能是與生俱來,反而倒是當年香港獨享的「天時地利」再配以制度上的優勢催生而成。所謂制度上的優勢,其實就是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而已。當然殖民地政府的管治,絕對談不上什麼「民主」,但當年讓民眾看得見的行政立法司法互相制衡,還有七十年代開始廉署積極而有效的反貪,再輔以經濟上的積極不干預,成功造就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營商和競爭環境,讓商家和打工仔都認同「多勞多得」,樂觀地相信自己雙手的努力確能為自己打拚美好的將來。

如此「天時、地利、人和」便打造了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論述中的「想像的共同體」。

但是不可以忘記,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是建基於一個大家認可的社會契約。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下,香港人願意放下政治權利來換取安定,皆因為香港人相信英國模式的法治精神(rule of law),所以接受英國制定下的法律監管(rule by law),而這社會契約是依賴三權分立來得到捍衞及實踐,要是當時的香港人不滿英式管治,早可在左派煽動的六七暴動當中群起反抗。雖然六七暴動沒有遍地開花,但是這場暴動亦催谷了香港政府實行行政改革,改善民生,不單止成立廉政公署,推行9年免費教育,及大量興建公屋,畢竟政府還是需要回應社會訴求。

想像共同體殞滅

所以,「想像的共同體」的存在是需要有一份大家認同的社會契約來維繫,而契約的內容便是人民會在什麼的法治精神下才願意將個人部分的政治權力交出,最後才由執政者根據契約內容有效地執法。但當契約內容被單方面刪改而不被民眾接受,他們便會爭取得回應有的政治權利,當權者當然不會輕易放手權力,強行「依法辦事」來對付反抗者,但反抗者正正想撕掉原有的社會契約而重新定立新的契約,哪會理會原先同意的法律監管,所以「依法辦事」又何來會被接受?畢竟,法律只不過是工具,法治才是最終目的。

多年來年輕人已看透了香港政府在建制派護航下只會跟隨中國領導人的管治方針而不會明白他們對自由民主的渴求、不會聆聽他們的憂慮,迫使他們在「反送中運動」中走到最前線。雖然官方口口聲聲說這些年輕人是被西方國家在意識上蒙蔽,行動上被煽動,甚至香港特首指控他們不是社會持份者(stakeholders)。可是大家如果仔細分析參與運動的年輕人,當中不缺乏來自香港傳統名校的學生,他們絕對不是沒有獨立思考及分析能力的一群無知年輕人,以他們的家庭背景(當中家長不缺乏擁護建制派),說他們不是這個社會持份者正好反映施政者的離地!

在這場「反送中運動」中直至去年11月底警方已拘捕了大約6000人,而當中大約4700人是30歲以下,即八成以上是年輕人,亦即是大部分被捕人士是九十後的香港人。這一代的年輕人,他們不是沒有理想,亦不是沒有拚搏精神,抗爭人士當中不缺乏專業人士包括醫生、律師、會計師,他們有別於五、六、七十年代來港的內地移民,後者忘記了當初來香港扎根是因為逃避極權的原因,雖然現在他們所尋求的仍然是安穩生活,他們還呼籲年輕人不要忘記當年的獅子山精神,要以大局為重,有國先有家,所以一定要止暴制亂。但是,年輕人追求民主、自由、公平及公義,文明的進化已遠超於行屍走肉的低層次需求!

這樣走下去,可以預期昔日的東方之珠光芒將會減退,不是因為抗爭者的行為令它失色,而是因為「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白色恐怖將會籠罩着言論自由,人權倒退,司法獨立被蠶食,公義被踐踏,警察暴力常規化,政府官員問責制形同虛設。香港只會加速地「中國化」,再沒有想像的空間,這意味着回歸後的香港已不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而是一切都要跟黨走的中國特色城市。

騰籠換鳥港版2.0

香港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不是沒有經歷政治的動盪,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香港掀起移民潮,在1990年便有62000人移民離開香港,佔當時人口大約1%,自1989以後短短五年便有超過30萬人移民離開香港。正當香港損失大量有經驗的人才時,亦有大量八十年代中期因為香港回歸中國前途問題移民的早一輩人回流返港,雖然在1990年淨遷移人數還是負23700,可是隨後1991年及1992年淨遷移人數還是錄得6400及7500的淨增長,而在1993及1994年淨遷移人數更加分別錄得57900及92900的淨增長。

客觀來說,八十年代香港的政治動盪正好給機會社會換血,不單在勞工市場帶來往上的流動性,更重要的是回歸的人本身就曾經是香港人,在文化、傳統、語言等領域不需要磨合,這批回流人士很容易找到理想工作,重新融入社會,香港很快便繼續向前行。

相對來說,香港近年的人口增長不是依賴回流人士,而是大多數經多個途徑從中國大陸而來,這些途徑包括每天150個的單程證配額、優秀人才入境計劃、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以及內地學生畢業後在港就業安排。從2014至2018年,經以上的途徑來香港定居的內地人便有327754【表2】。

在近期社會動盪及「港區國安法」實施的推動下,加上英國政府可能更改BNO護照持有人的居英權,預料有計劃移民的香港人有增加的趨勢,而補給香港失去的人才正正便是以上描述的中國新移民。可是,這次「騰籠換鳥」2.0版有別於九十年代回流香港的人士,二十一世紀來港的新移民在文化、思想、語言等領域都帶來衝擊,在資源分配上帶來很沉重的壓力。

那麼香港將來會變成怎樣?《基本法》中的「50年不變」是指香港的資本主義路線獲得中國領導人的充分肯定,但是正因如此,當香港制度及價值觀在極速中國化下,香港再不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而是一個富得只有錢的物質城市,一個只有軀殼而沒有靈魂的大都會。而這個推斷是可以從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的「社會系統論」得到確認。

帕森斯是著名的社會學者,他的「志願行動論」(Action Theory)和「社會系統論」對日後的結構功能主義(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有着莫大貢獻。從他的理論去了解香港現今的社會狀況有很多啟發性。帕森斯認為一個社會是由多個板塊綑綁組成,板塊當中包括經濟、政治、傳統文化及司法公義。而社會的平衡是靠這些板塊連結在一起,就像被一條橡筋綑綁,亦即是說當一塊板塊移動,其他板塊亦應受到橡筋的誘力驅動其他板塊跟已移動的板塊同一方向移動。

經濟向前政改蹣跚

正如香港現今社會情況,經濟板塊被推行得很前,理應帶動其他板塊作出協調,可是香港的政制發展及司法公義反而倒後行車,綑綁着社會的這條橡筋便被拉扯到極點,根據帕森斯的「社會系統論」,筆者推斷香港社會發展如果要得到平衡就只有3個可能性:

一、實行政制改革、鞏固司法獨立及維護公義,令社會重新得到平衡;

二、政制發展及司法公義繼續倒退,經濟板塊發展就好像被橡筋強力拉回;

三、當多個板塊逆向發展,橡筋承受不了拉力而斷裂,意味着社會徹底撕裂而不能復合。

可能性(一)中的政制改革相信在現今中國的制度下是不切實際。香港是否能夠維持司法獨立將會受到「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挑戰。但是最令人擔心的還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框架下公義如何伸張,當政府主要官員不需要向市民交代,而唯一可以幫助政府維持秩序的警隊,其權力如果持續不受監察,香港有可能只會淪為警察都市(police state)。

而可能性(二)的經濟發展作出倒退是有可能。在世界經濟論壇(WEF)2019年報告中,香港的整體競爭力只是排行第三、落後於新加坡及美國;更令人擔心的是香港的創新能力只得63.4分,全球排行26,遠低於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75.4分。這是結構性問題,而這份報告是在2019年1月至4月進行調查,即還未及反映這場「反送中運動」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可悲的是現屆政府將社會政制問題用經濟方法去解決,單從經濟學來看,強大政府積極干預市場是可以帶來短期的經濟反彈,但是長期依賴政府用行政措施去推動經濟是不可能維持,長遠更加會推香港的未來去到下一個可能出現的情況。

可能性(三),即是綑綁着香港這個社會的橡筋斷裂,香港經濟繼續發展,但是政治開放改革停頓,甚至乎倒退,社會沒有凝固力,人民只會向錢看,在一個不健全的制度下抱着搵快錢的心態,留在香港只不過是一個過客,行為就像曼瑟森.奧爾森(Mancur Olson, 1932-1998)在《權力與繁榮》一書中所描述的流寇當道(roving bandit),即是在混亂或無政府狀態中,流寇只會有偷竊及搶劫的動機,對社會完全沒有建設性!

如果香港到了這個地步,法治被當權者騎劫,公義不能伸張,還留在香港的香港人極有可能只會低頭繼續「織冷衫」,冷眼旁觀,出賣靈魂,反正搵到錢之後便積極策劃離開香港,在他方尋找有意義的生存價值。這可能就是香港的2047。

余偉麒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國際研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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