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政壇討論最多的是「愛國者治港」，習近平、夏寶龍多次重申「愛國者治港」的重要，人大並且通過決議，更改香港政制架構，擴大政治體制，需要更多治港人才。愛國者的標準，內地學者田飛龍其中一個演繹：「不是橡皮圖章或忠誠的廢物，而是賢能的愛國者。」這引申兩個層次：一不要愚忠，二要優秀的政治人才。
隨便算算，選舉委員會由1200人增加至1500人，增加300人；立法會70席增加至90席，增加20席；實際人數增加320人。從選舉角度，一個位置2至3人競選，大大話話需要額外成千人參與這場政治選舉遊戲，幕後工作人員更加不計其數。
有政治問責的官員打趣地說，以往聯絡立法會議員已經疲於奔命，再多20位，工作量增加，相信每一個司、局辦公室，起碼要增加一個政治助理，編制名額將會倍增。大家都問一句：政治人才何處來？
培訓依靠政府還是商界？
政治人才的培養來自兩方面，一是鬥爭文化，一是系統培訓，最重要是具備成熟的政治環境，有足夠的社會資源養活政界，才可以鼓勵有能力、有興趣的人士投身政界。歷來的訓練場所都是政府，政府的開放程度、政策及資源全在他們掌控之中。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毋須政治專才，以免反對者有機可乘，政治上只需要一批忠誠的執行者，政務官是表表者。
英國人一直想保持香港的經濟城市角色，隨着九七交接，他們大力發展政治，有兩大目的：一是光榮撤退，意想還政於民；二是發展民主，阻擋北京管治。香港的政治氣氛很快燃點起來，引來一大班烏合之眾參政，特別一班衣食無憂、享用公帑的專業人士，其中以教師和社工為主流，遍及其他個人專業。由於工作和入息得到保障，立場趨於激烈，令到政治空間瀰漫火藥氣氛，幾十年來無法收拾，這是過往政府沒有計劃培養政治人才的結果。
中國歷來政壇有兩大傳統，一是標榜士人政府，學而優則仕，以讀書作為管治核心，而且特別看不起商人，社會階級為「士、農、工、商」，把商界放到最低，不想官商勾結。另一是封建社會的皇權制度，宮廷鬥爭特別嚴厲，屬於個人生命及家族的存亡，中國人的政治鬥爭文化熾烈，近代亦然。
香港的政治人才沒有這種歷練，我們的民主概念來自西方，今日歐美的政壇和商界關係密切，政黨的資源基本來自商業社會，一般智庫也是靠商界支持，還有西方政壇的旋轉門亦是和商界及大學結盟，政府官員和大企業高層經常轉換角色，我們的下一個問題是香港的政治人才要依靠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抑或依賴商界來培養呢？
有一種說法，你來自何方，自然會維護相關持份者的利益。過分保護政府的利益會變得獨裁，過分依賴商界容易官商勾結，我們如何選擇才能夠保障公眾利益；西方國家以法例規管，以防止假公濟私，公器私用，相信香港有很多學習空間。過往殖民地時代，甚至九七之後，本地商界都不熱中政治，九七前是受惠於英國政治的保護傘，九七後則害怕社會的泛政治化，相信到今日已不能置身事外。
經常這樣說，九七之後，中資會慢慢取代英資在香港的角色，當然中間出現港資稱雄的局面，情況視乎港資如何守住；同樣地，香港的政治人才亦會由英方背景轉到中方背景，香港人能夠把持多久，視乎港資如何運轉。
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