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寫了幾星期改革，本來這個星期是要談經濟變革的，可是在大敵當前之時，市民連最基本的衞生保障及保險也沒有，談何經濟復甦？新冠肺炎疫情一波三折，最近更有急速上升的趨勢。香港短短兩個星期，確診數字突破2000宗，增長率及每天新增病例皆屢創新高，反映疫情雖然未必失控，但絕對需要所有政治團體及政府重視。
固然追究防疫工作在哪裏出錯、何人出錯、檢疫及免檢疫是否出現漏洞等問題有其重要性，但我們改變不了過去。我們只能從現在入手，以確保我們在未來不會重蹈覆轍。
在一個全球大流行的瘟疫當前，政府固然有眾多責任在身，但首要的任務必然是確保市民──無論貧或富、無論是有實力還是無勢力，皆能在危難當前穩着自己的健康。
救經濟、搞政治、種種的政治表態行為，可能對當權者來說是做好本分、對上位者來說是政績，但任何社會契約的基礎皆不會是為了純粹維護某些特權階層的既定利益，而是要確認社會眾生不用徬徨度日。因此，不但是出於經濟或公共衞生考慮，而是站在人道及公義層面來說，全民檢測是政府必須慎重考慮推行的措施。
一、全民檢測刻不容緩
全民檢測，是解決香港現時困局的一大方法。如今香港正經歷有限度社區爆發──傳播源如今已經難以一一追蹤及辨識，而有不少高危地點（包括老人院、酒樓、餐廳）等出現群組感染個案。每天新增數十至一百多宗案例，雖然明眼看來並非幾何式增長（現實仍未出現以倍數增加的最壞情況，也希望不會出現），但要單靠提高市民防疫意識、進行社區分隔（social distancing）、鼓勵市民留家而不外出工作（lockdown）等措施，並未能夠充分有效堵截社區傳染。
這是因為：一、新冠肺炎有不少「受害者」皆是隱形病人，或是長期病患，故未必具有明顯的感染徵狀；二、衞生處人手及資源有限，就算有張竹君及她的團隊再多十倍人手，也不能為所有病例進行詳細的背景及傳播鏈分析；三、長遠下去，醫療系統只會隨着病人數目拾級而上而崩潰，令醫護前線成為是次疫情的磨心。
全民檢測有其必要性。其一，確保政府能夠及時發現隱形病人及已康復病人，從而透過大數據分析找出傳播途徑及趨勢，在未雨綢繆，或又在醫療設施當中進行系統化的應對變革。
第二，可以協助政府對各區情況進行分流，也許更能有效地投放衞生資源於高危或高傳播率地點，並同時把確認是健康的人士與有可能染疫的親友及早分隔，將傳染鏈截斷。
第三，更可以考慮仿效國內外種種先例，透過逐步推廣全民檢測，而同時進行局部經濟重開。現時餐廳食肆生意愁雲慘霧，皆因政府認為他們未能夠有效堵截受感染的病人進入餐廳範圍，在進食期間傳染他人。全民檢測推行後，政府可立例要求市民在進入餐廳之前先提供隱形測試結果，確認自身健康，自能在成功抗疫同時，避免經濟大幅下滑。
當然，全民檢測不是萬能藥（panacea）。檢測價錢昂貴、如果欠缺準確度的話，更有可能會導致市民過度鬆懈，令疫情在社區裏全面爆發。但面對如斯嚴峻的困境，政府任何辦法都有必要嘗試，更何況全民檢測在內地部分地區省市的成績非常突出，讓絕大多數省份的疫情皆受到控制。
固然當中地區政府的雷厲風行不可抹殺，但某程度上，準確而快速達致每一位市民經過測試，才是經濟重開的真正鑰匙。
二、自己屋企自己救
如今香港市民對引入內地科技及測試出現不少微言。在這個政治大過天的年代裏，有市民推崇陰謀論，認為這是「內地滲透香港」的先驅行為，也有人認為內地測試質素參差。有個別政界人士為了「政治正確」，硬地強調政府必須詢問立法會議員及市民；也有人為了「政治上位」，踴躍地展示自身跟內地各公司的良好關係。
老實說，這個年頭，政治表態已經是常態，但並不是每件事都要上綱上線。為了一己私利而令制度敗壞，或堵截制度推展，值得嗎？也許值得，但確實並非有良心之人會做的事。
自己屋企自己救。香港有着芸芸的生化科技及醫療公司。科學園裏面有着不少中文大學與國內外科學人才合辦的初創及科技巨人，從測試劑到口罩，再到疫苗開發，這些都是香港現有人才所進行的種種計劃。
也許政府確實有原因重視及優先處理香港現存的科研成果，但這絕對不應是出於「政治觀感」等考慮，而是因為港資在港企業乃是「近水樓台」，熟悉香港民情，更能有效聯繫本地大學科研部門，利用香港先天獨厚的資金集資優勢，降低運輸及複檢成本。
德國每天能夠進行高達5萬次病毒核酸檢測，原因乃是因為「混合檢測」（sample pooling）提倡被當地政府所應用，將從每10個人所採集的樣本同時檢測，並以準確度高而偏差率低的特效試劑測試。全部呈陰性的樣本將被排除，並以剩餘的呈陽性樣本為基，再作二次測試。
政府與其不斷派錢，倒不如將能夠派出的盈餘一部分分給貧苦大眾，資助他們檢測。全香港有着740萬人，假設實際操作以5到10人為基，相信不出一個月，便能準確地找出香港現存絕大部分隱形病人，讓他們能夠及早求醫。
三、前瞻遠觀方為亂世自處之道
長遠來說，如何能夠增強香港面對疫情的抗逆力，讓其成為亞太地區中的一大科研創業樞紐，這些都是政府必須反思的議題。在政治不穩的陰霾下，政府如何能夠吸納區內外人才，與世界各地學府及科研圈子建立良心關係，與各地人才交流，這些都是香港必須正視的議題任務。更重要的是，為何香港長年高踞國際金融及經濟等排名，卻在創科（尤其為生物科技及醫療科技）層面上遲遲未有進展？
須知道「混合檢測」及「全民檢測」並不是沒有其隱憂或局限。前者若處理不善，只會導致假陽性及假陰性結果泛濫，令市民對醫療系統失去信心。後者或缺乏妥善程序審核及批示合乎資格的供應商，則會促成惡性壟斷。
如何在當機立斷與謹小慎微兩者之間找出平衡，這自然應該是政府應做的事。若政府因為種種結構性限制而未能順利開展以上工程，也許是時候讓香港引以為榮的公民社會牽頭，讓港人能找回困境中的一片樂土，哪怕只是一剎那的曇花一現。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民智行動設計智庫創會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