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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對高等教育的影響

程介明| 教育評論

2020年5月15日

正在大家捲起袖子準備復課的時候,疫症又出現了本地個案。為文時,還未找到源頭,不排除是本地的隱形病者,正在繼續傳播病毒。這就應了梁卓偉月前說的話(《紐約時報》4月6日),病毒將長期作怪,疫情會不斷反覆起伏。社會經不起長期的「封閉」,因此政府必須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在「鬆」與「緊」之間,「放」與「收」之間,保持可攻可守的政策彈性。

最近兩天,梁卓偉又提出了新的警告:新冠病毒的隱形傳播,幾乎不可能「消滅」,而只可以想辦法「遏制」。美國的領頭科學家Fauci,也認為新冠病毒會長期存在。

它的散播方式與途徑,人類也只能說還在探索。而疫苗的產生,到處都是「只聞樓梯響」,即使很順利,也不是一兩個月可以臨床生效的。因此,不能因為只有零星的個案,就認為疫情已過。張竹君說的,假如有本地傳播的個案,就可能有社區大爆發。絕非聳人聽聞。新加坡就是一個好例子。

不過,現在世界各地出現的,卻不是與疫症搏鬥的策略,而是科學判斷與經濟耐性的張力,也可以說是不同的「求生」目標的拉扯,是「生命」與「生活」的取捨;是「居家保命」還是「拚死求活」的掙扎。

這裏面,還牽涉到個人與社會的考慮。香港雖然是一個思想自由的社會,但是在沒有「口罩令」的情況下,幾乎99.9的人,不論國籍,都帶上了口罩。是氣溫過了30度,才有忍不住要透氣的。在不少西方社會,至今還有不少抗拒,「我沒事,為什麼要我戴口罩?」多少有點覺得戴口罩是一種侮辱。

要呼籲每一個人為了全社會福祉而做一件事,在很多社會是很難做到的。他們習慣的思想:「我關心的是,政府能為我做什麼!」君不見在不少地方的示威,口號是「居家」、「戴口罩」「違反人權」。

生源斷絕 面臨崩潰

疫情在許多地方還沒有過高峰,但是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已經非常明顯。

美國一位教育評論家來信說,美國的高等教育,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災難。這兩年,即使還沒有疫症,許多美國大學都已經叫苦,主要是由於簽證的收緊,失去了中國這個主要的生源。現在疫症一來,一則當地防疫失守,二則對亞裔的歧視蔓延,許多中國和亞洲學生都回國了,估計不會回來了。實際上大學也復課無期。(這種情況,在英國也許更厲害。)

招收中國和外國學生,對許多美國大學來說,是生命線。高等教育的成本不斷上升,而學費的漲幅遠遠追不上。加上由於稅收等種種問題,用以支持本國生的助學金捐贈,愈來愈疲弱。招收外國學生,尤其是中國學生,變成了財政解困的主要出路。

即使是美國本土,許多跨州入學的學生也都回家了,也估計不會回來。大學還要替他們支付回家的路費。很多一二線的大學,就只剩下少數的學生,苦撐。固然要節約開支,但人員開支是無法削減的主要開支。大學還要因為學生離校,而要退還住宿、膳食等已收費用。有些大學還要退還學費,因為家長認為網上的教學質量不符期望。退費的要求,也因為家庭收入的劇降,而愈來愈成為風氣。

不少大學,以平時的名氣,靠賣債券獲得資金。如今,大學的債券在市場上估值甚低,有些大學負債纍纍,面臨破產。

主要財源 反成重災

《金融時報》(4月21日)有一篇長文,詳述高等教育面臨的重大危機。尤其是美、英、澳這3個以依賴外國留學生而獲取收入的國家,許多大學將面臨崩潰。記得大約15年以前,以WTO的跨境貿易作為背景,有不少以教育作為重要輸出的國際會議,「教育強國」以輸出國的神氣,傲視國際。

領頭的澳洲,教育輸出佔了「出口服務」的最大宗。其中最大的部分就是吸引留學生(留學生是屬於「跨境付費」購買服務)。沒有人會料到,這種優勢,在疫症下反而成了重災。

據《金融時報》的統計,2017年,全球留學生最多的是美國,近68萬人;其次是澳洲,26萬多;英國,20萬。留學生的來源國,最大是中國,幾乎55萬;其次是印度,21萬;第三是韓國,不到7萬。(順提,香港出外的留學生有3.3萬,按人口密度,是全球最多。)由於留學生大都是自費,許多大學不斷提高學費,優化收入;但又大量借貸,投入於體育設施與宿舍建設,作為吸引更多留學生的投資。疫症之下,英國估計由於失去留學生而損失的學費收入,達到70億英鎊,相當於全英學費總額的三分之一。

澳洲的數字是46億澳元,佔全澳學費收入的14%。掌握全局數字的機構說,每一所大學,都在全面削減開支、推遲建造工程、削減高級人員薪酬等。但仍然難以應付困境,弄不好,會在6個月之內倒閉,影響到2.1萬人失業,無數學生的學業無以為繼。

許多人估計,來年的留學生會少之又少。起碼在新學年開始之前,所有與入學有關的國內考試、英語測評,通通都推遲了。即使想留學的學生,也沒有報考的門路。最重要的是,如《金融時報》所言,沒有學生願意離家;除了疫症,種族歧視是最致命的原因。

跨國流動 陷於停頓

現在看來,過去十多年非常蓬勃的跨國學生,將會在疫症影響之下,陷於停頓。

除了上述的亞洲學生近年大量流向英語國家,歐盟的跨國交流 Erasmus Mundus(學生需要經歷多國的大學)項目,也是促成近年全球大量跨境學生的重要因素。另外一些不受注意的,是穆斯林學生因為埃及政局不穩,而轉向馬來西亞、印尼、中東;以及前蘇聯國家之間的學生流動。還有,近十年左右,全世界幾乎所有比較成熟的大學,都在努力推動國際交換(Exchange),讓大學生在外國的大學作半年或者一年的交換學習,經歷另一種文化。這是全球不約而同的大規模「運動」,現在看來恐怕不是一年、兩年可以復原。是否復原,還難以逆料。

將來回顧,對於教育來說,全球化將面臨大倒退。這不只是由於疫症,也是由於特朗普帶頭的國家保護主義,切斷了國際之間的互信,犧牲了多年來逐漸趨向蓬勃的民間學生交流;這無疑將減弱下一代的跨國互相了解,跨文化互相經歷;全球的和諧共融,會不會因而更加遙遠?

還有,疫症之下,高等教育普遍大幅度使用網上教學,而且似乎甚受學生歡迎。這將對高等院校有什麼影響,實在難以估計。假如網上教學會在教學裏面佔一個不小的席位,那將是一大進步,因為可以把一大部分學習還給學生,反璞歸真。但若真如此,大學教師的角色又會起什麼變化?教師的辦公室設置,又會起什麼變化?已經有跨國公司,宣布員工可以永遠居家工作;芬蘭20%的政府人員,選擇居家工作(可以偶爾用共享辦公室)。在教育體系裏面,大學會不會首先出現類似的情景?反正,要學生兩三個小時不斷對着同一個教師,恐怕愈來愈不容易了。

以上,只不過是圍繞着高等教育者的小圈子,探索一下疫症帶來的影響。更大範圍的影響,也許會更加震撼。此處不贅。

然而,人們對高等教育的想法,會有什麼變化?是因為經濟不景,而希望多念幾年書?還是因為前途黯淡,而對教育更加失去信心?目前還看不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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