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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檢測大勢必然

李道|

2020年10月16日

香港是否進入第四波疫情?前幾天,相關說法甚囂塵上,以至湧現再度停市、停課之議。可幸,多觀察幾日,情況又非那麼悲觀,莫說經濟社會無大必要停擺,其餘復常工作更不應因此停滯,惟有關研究實行強制檢測,則無論如何都應繼續推進。

10月以來,撇除境外輸入病例,香港每日新增本地確診均維持10宗以下,只有一天例外──10月8日的數字突然抽高至14宗,正是第四波疫情之謂響起的原因。但其實,當天確診之所以急飆,乃受累於個別局部群組出現爆發,葵涌國寶之家群組便佔了其中10宗。倘如郵輪群組般獨立看待相關群組,本地感染宗數誠持續在低水平徘徊,甚至乎,在10月1日國慶和中秋假期之後的14日,新增個案依然沒有大幅飆升,近日且保持低至不足5宗,說明本地疫情好大程度依然受控,說不上進入了新一波的大爆發,故亦毋須再次收緊防疫控疫規管。

然而,這不代表我們可對疫情掉以輕心。首先,眾所周知,社區內仍潛藏不少隱性患者,一日他們無法被識別篩查出來,一日香港都難實現「零新增」,包括難以排除來源不明個案;於此基礎上,繼續錄得零星個案既無法避免,故重點須放在預防星星之火擴至燎原的大爆發規模。畢竟,個別易危群組仍存在不輕的播毒隱患,除院舍院友易受感染外,酒吧、酒店的群組爆發也是催生所謂第四波疫情之爭的主要元兇,反映相關易危群組的軟肋仍有收緊管控、減輕風險的必要。一方面,安老、殘疾院舍舍友一旦不幸確診,其感染和死亡的風險都比一般人高,此誠必須嚴密保護、不容失守的一塊;另方面,由酒吧到食肆、酒店、公共交通工具、空運海運等的前線人員,因工作關係都易接觸大量人流(包括境外或訪港人士),為防病毒廣泛傳開,確保他們本身不帶病毒也十分重要。所以,近日建議針對引入強制檢測的呼聲,便愈來愈高漲。

高危群組沿用願檢則檢?

必先強調,強制檢測絕非什麼新鮮事物,大家無必要「條件反射」般「逢『強檢』必反」甚至「逢『檢測』必反」。過去,政府強調檢測工作是三管齊下,其中針對已確診人士的緊密接觸者,他們不單要被強制隔離檢疫,同時也理所當然地要接受強制檢測──對此,相信無人反對。至於另外兩招,則分別是全民檢測,以及持續進行特定群組檢測,即針對要求上述高風險群組和高接觸群組恒常化檢測,兩者則屬自願性質。最近,因應院舍、酒吧和酒店出現爆發,當局還進一步由三管齊下擴至多管齊下,包括在個別疫情較重的地區開設臨時檢測中心,供區內居民願檢則檢,另外還到蘭桂坊向員工和顧客派發樣本瓶,而原則亦服膺願檢則檢;不過,針對酒店群組,由於涉眾較多,除了全部300多名男員工要即時強制隔離檢疫,即包括進行強制檢測,其餘所有女員工和百多位長期住客,也先後獲安排兩次檢測。

可以看到,因應不同風險程度,確診者的緊密接觸人士早有強制檢測的要求;至於其餘高危人士,包括高風險群組和高接觸群組,以至好像酒店一役中的女員工和住客們,社會上無疑有聲音要求進一步收緊加強管控力度,特別是在今日檢測供應卒之突破樽頸的前提下,強制高危人士進行檢測正是應有之義。

擴大檢測乃是防控疫情的金科玉律,此誠國際普遍共識。之前反對全民檢測的理據之一,正是要求將檢測火力集中到高危人士之上;問題是,若然所謂加強檢測仍停留在自願性質,則不管當局如何加大檢測供應,實際參與檢測的人數卻無增加,則又到底有何作用可言?經驗顯示,高危群組自願檢測比率一直未如理想,無法確保人人願檢全檢。為使措施真正落實到位,而非停留在空喊加強針對某某檢測的層面,不少專家已意識到強制檢測的必要性了。

高危強檢不符成本效益?

走筆至此,又須先行釐清成本效益議題。今時今日,即使目睹香港疫情尚未「斷尾」、社區內仍潛藏隱性患者,還是有專家覺得全民檢測是「非常錯」,理由是資源投放錯誤云云。同一專家,過去正正以檢測應集中到高危群組為由反對全民檢測。

事實上,在7月中至9月中的第三波疫情高峰時,當時每日新增確診宗數多達數十宗以至逾百宗,但當局針對高危群組所進行的近50萬個檢測裏,實也僅僅找出84宗病例,所涉公帑亦達1.8億元──試問,過程中平均須花費200多萬元才找到1個病例,難道又符合成本效益?難道又不應該貫徹執行?不必諱言,在今日第三波疫情接近「水尾」階段,每日新增確診已基本回落到個位數,故強制高危群組恒常檢測所能找出的確診個案,必然遠遠比第三波高峰時少,亦即定期檢測的成本效益勢將更加之低;果如是,屆時專家難道又出來非議有關做法?又再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

始終,檢測當然重在找出病例,但同時也重在確保安全。由身體檢查、牙齒檢查,到車輛檢查、機器檢查,以至產前檢查、近日廣告常見的HIV檢查等等,誰又覺得「成功找出問題」才等於說檢測是有價值的、是值得做呢?凡此種種,是不是都可因為發現問題比率偏低,而乾脆不做、乾脆廢掉?成本效益無疑是一個考量,諸如大腸癌篩查也應集中照顧高齡人士,公帑實無必要資助青年或學生檢查;不過,成本效益卻肯定不是唯一及絕對的考量。

再以最近一宗疫下新聞為例:隨着各地口罩生產量增加,一度如雨後春筍湧現的本地口罩廠,預料即將面臨大規模倒閉潮,有業內人士指100多間廠將淘汰一半。疫情初期,為了解決口罩短缺問題,港府撥出15億元資助本地口罩生產及採購;事後回望,倘若真箇有一半本地口罩廠結業收場,又是否意味大量公帑付諸流水?資助口罩生產的措施不符成本效益?相信答案不言而喻。

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爭取本小利大,但有些時候,我們則應不惜一切地爭取回報(output)最大化,包括不惜放棄效率(output/input)最大化。譬如災難片的常見劇情:當你連水都無得飲,還要計較1萬元買1瓶水?前文已常強調,香港之所以着重追求高效率,理由是常常面對供不應求之窘,由住宅、商廈到龕位、床位皆然。不過,在中央政府的支援下,跟內地常常面對產能過剩、樓面過剩的情況類同,今日香港的檢測供應已大大增加,我們誠不應該繼續「小家子氣」吝嗇行事,絕對有條件「財大氣粗」一些,包括不妨漁翁撒網地擴闊檢測。當供應已經充裕,思維卻沒有與時並進,繼續停留在擔心供不應求的思考模式,當然容易得出資源投放錯誤之類的結論──不過,真正應該着眼的是,如何制定措施完完全全解決問題,而非如何透過最小投放來紓緩問題。

私營強檢?拒檢又點?

強檢若然成事,還有至少兩點須要關注。

其一是若然有人堅持拒檢,政府又該如何處置?有專家提出,應嚴厲罰款甚至鎖進監牢。早前有人建議,應透過諸如金錢獎賞等誘因鼓勵市民檢測,相關懷柔做法當時遭人訕笑;詎料,現在意見已昇華到執法拉人層面──到底用強硬執法好,抑或是軟性引導好?肯定是敬酒勝過罰酒。但人性化以外的更重要考量乃在執法的可行性到底有多高;當有大量市民堅拒強檢,又會否重蹈修例風波時執法無從之窘?食肆前線人員無疑屬於高危群組強檢對象,但要求「黃店」配合強檢無疑非常困難;統計處資料顯示,全港食肆從業員超過25萬人,假如當中數萬拒檢的話已為數不少……一個政策及法律能否貫徹到底,絕對說易行難,不是「說拉人就拉人」那麼簡單,象牙塔與理想都跟現實存在距離。

另外,為了回應「DNA送中」憂慮,有人亦建議以津貼方式引導市民到私營機構進行檢測。雖然,內地檢測人員早已隨普檢結束而返回內地,但由此引起的政治化陰霾卻仍揮之不去,容許私營檢測而非只能求諸政府,確是實事求是的一條出路。不過,跟政府設置的檢測中心相比,由私人診所到私家醫院,其基建又能否滿足通風換氣等要求、可否確保足夠社交距離容納大量市民?相信專家視察後都難開綠燈。況且,若以每次私營檢測津貼1000元計,參考上面提到7月中至9月中高危群組共進行了近50萬測試,如果有一半人求諸私營檢測,已涉公帑2.5億元,即幾乎等於上月普及社區檢測成本的一半;敢問專家又覺得這筆賬符合成本效益嗎?

說到底,強制檢測絕非什麼洪水猛獸。最極端言,如果創科上取得突破,好像由香港首富李嘉誠有份投資研發的「家用檢測套裝」成功面世,令檢測方便如量血壓、量血糖般,則仿效現時進入處所前必須量度體溫(體溫超標者有權被拒進場),日後上班上學前所有人皆須定期檢測(無法提供結果或結果陽性者被拒進場),類似由市場及社會帶動的強制規範誠非天方夜譚,也是除疫苗外最有效防控疫情的方法。

第四波疫情之爭,反映大家都意識到,檢測未有篩盡隱性患者和高危群組檢測不夠到位,都很可能會引發新一波疫情;縱然第四波疫情並未真箇襲來,但無論如何,先強制高危人士定期檢測,絕對是防患未然的大勢必然。現在,許多專家卒之歸位支持強檢,還望這個科學抗疫共識不要再節外生枝、不要再無功而還──始終,難道政治抗疫才是最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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