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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禮濤不理標籤 以電影為人民服務

愛拉| 幕後人語

2017年4月26日

邱禮濤身上有多個標籤:Cult片導演、B級片王等,從1987年起,30年來為超過70部電影執導,類型廣泛。1993年血腥暴力電影《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讓他一舉成名,其後的《伊波拉病毒》其血腥及荒謬也同樣知名。此外他也有不少社會關懷的作品,例如關注少年犯的《等候董建華發落》和關注性剝削的《性工作者》系列、《雛妓》等。而恐怖片《陰陽路》系列和江湖電影如《洪興仔之江湖大風暴》、《選老頂》等,也同樣難不到他。

無論cult或市井,他都覺得那是外在的標籤,從不以此定義自己,只希望每套作品都能接觸到最多的人。「電影是商品,拍部戲難道只放在家裏看?你問我要不要戲大賣,我會說要,多人看,看完不喜歡,罵也可以。拍戲出來就是給人看。」

這次受訪,是邱禮濤應香港國際電影節之邀,帶來2套新作:血腥暴力的《失眠》及愛情片《原諒他77次》。《失眠》同樣由黃秋生飾演精神失常、有暴力傾向的主角,宣傳上把其包裝為成名作《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飽》的延續,但邱禮濤表示事隔多年,兩者風格已經大有改變。「我對電影的想法拍法,秋生作為演員的演繹方法,大家都有不同。」

他從不用「延續」兩字思考自己創作。《失眠》的產生只是因為想與黃秋生拍鬼片,靈感來自網上流傳、虛構的蘇聯睡眠實驗,加上日佔時慰安婦的故事,與香港當下情況融合在一起。電影涉及鬼怪,不能進入內地,市場受限,預算也不多,然而他多年來以擅長控制成本知名,倒不是什麼難事。「最重要是自己將就,沒有一套戲是夠budget的,大製作要炸珍寶客機,不行的話炸直升機也可以。」

一路以來他作品的預算大多不高,但就算不能大賣也不會虧蝕,因此工作不斷。 「《人肉叉燒飽》預算是600萬元,嚴格來說不算低成本,但我用500多萬拍完,老闆很開心。」最後電影大賣,眾人感覺如中獎。

亞洲鬼片比美國好

他是電影工作者也是學者,在嶺南大學修讀文化研究博士時,畢業論文正是以「電影審查」為題。如今的本地電影市場如分成兩邊,一邊是題材上審查甚多的大製作合拍片,一邊則是思想表達比較自由的小成本本土製作,他會如何看待?「這些都是別人分出來而已,是否這麼二分呢?太二元論會思想麻痹。」他指出一些本地製作,也完全與政治沾不上邊。

他表示,政治審查因素從來存在於電影圈,例如初入行時要有更多工作,便要參加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承認國民黨政權。「當年台灣是個大市場,電影裏不可有毛澤東像,因為台灣不能上。但比較之下,今天大陸市場的意識形態控制是比當日台灣更大。香港電影從開始到現在,都是依靠外地市場,是一個不情願的傳統。本土人口始終有限。」他笑言,對導演來說,當然希望愈少限制愈好,「當然如果拍出來能賣大陸,如何剪我也不會阻止,但也希望能有一個我喜歡的版本。」

拍過那麼多驚慄片,他認為亞洲的鬼片遠比美國的好,「他們的鬼片可說是一無是處,就算得也不是隻鬼得。」尤其是最後總有與鬼怪暴力廝打的安排,他甚不欣賞。暴力血腥電影方面,他最喜歡那些「流流哋」的低成本製作電影,「很低成本,很流的特技,看上去很假,但我卻覺得趣味性很高,很raw很土炮。」他笑言大眾未必會喜歡這些類型。「大眾喜歡一切都四正些,接近現實一些。」

問到當中的拍攝心得,他自言也不是有很多相關作品。「只是多人留意而已,其實它佔了我整體作品不足一半,只有約三分一。」他強調,每一部電影也有不同處理,難以一概而論。「總是希望有些新意,但太新卻怕別人不太接受,有些是不想做但也要做的,例如恐怖片突然彈出來嚇你一跳的,我也認為是很低手,但當你在戲院中看到大家都好有反應,又覺得無咩所謂。但看很多戲那些發燒友或是高級知識分子那些會覺得cheap,我也知道,我也是高級知識分子(笑)。」

邱禮濤身上氣質混雜,既有放任的江湖氣,也有知識分子的自覺,每聽到一條問題,都從脈絡和字義上將其解構。對於坊間形容他拍的是「cult片」,他雖然不甚介意,但也開始分析:「大家講cult時沒有一個generally accepted的定義,但大概都有類似感覺,就是和主流電影有些分別。」

作品首要平易近人

在表達手法上,他常喜歡採用荒謬的方式。「我只是覺得這方式很有趣,現實也是很荒謬的。」創作過程中,他也曾想放進不同的訊息,但認為這不重要。「最重要的不是你想說什麼,而是拍出來後別人看到什麼。」他指出,其實毋須刻意,無論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每個人都是被時代脈絡包圍的,無論什麼創作都是對時代的回應。

這次拍《失眠》,也是想帶出某些想法,就是「報應」。記者問他是否一個相信報應的人?「我希望有,不要這麼便宜了那些人。」他慨嘆,天理昭彰,報應從來不爽。「報應可以報落下一代,即使下一代很無辜。什麼禍不及妻兒,一人做事一人當,是黑社會才說,很多東西是禍延的。」而就算無心作惡,許多自私行為也會有果報。例如許多人嘴裏說愛,但很多行動都在殘害下一代,為了一時安逸置環境於不顧,為了一時安穩選擇沉默,為了讓自己感覺好而強迫孩子學這學那,「真的愛下一代的話,這麼多事情你也能忍嗎?」

近年在香港社會,不少人都有報應機制失效之感。邱禮濤說:「其實都是鬥長命,看你能不能目睹那些報應而已。」他甚少想未來的世界會變成怎樣,「眼前能做些什麼,就做什麼好了。能幫手搞好它就幫手好了。」而電影也是他「搞好它」行動的其中一個平台。

雖然有社會抱負,但他都以將作品拍得平易近人為首要考慮,電影從來都不是論文。「很肉麻地說的話,我希望我的電影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何要只拍給幾個人看?」起初入行,他也不清楚自己的方向,但在過去10多年來拍過這麼多電影,這想法也愈來愈強。「我們年紀不小了,快要埋單,也要認真思考自己究竟做過什麼?現在任何一部電影都可能是最後一部。我上一代的電影人,今天還在拍的有多少個?無論是自己健康受不了,市場不喜歡,一定有被淘汰的一天。」

 

 

邱禮濤小檔案

出生年份:1961

學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博士

代表作:《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伊波拉病毒》、《等候董建華發落》、《雛妓》及《選老頂》等

 

 

場地:香港洲際酒店

撰文:愛拉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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