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聯辦駱惠寧主任一月四日來港履新,在這大約半個月內,他不但會見記者、赴深圳與市委書記和市長會面、晤林鄭、董建華和梁振英,又赴廣州與廣東省委書記及市長商討港粵合作事宜,僅僅這幾宗眾所周知的公務,已見其奔波勞碌、十分繁忙;可是,他還抽空寫下昨天(二十日)於《人民日報》發表的治港方略長文:〈推動香港「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其工作能力之高、生產力之強,令人佩服。
駱主任在中聯辦主任任上的「處女作」,引起關心港事者的高度關注,情理中事。駱文的確提出不少如何「堅守『一國兩制』之本、善用『兩制』之利」以達致香港能夠「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方法,不過,這些方法並非他首創,即不是他在港半月的「工作經驗」,而是引述習近平主席的有關指示!換句話說,駱惠寧藉此機會,向他的權力來源表示効忠,「有文為證」,他會堅定不移地執行北京治港的既定政策;作為一名官場老將,駱氏不忘說些漫無邊際的空話,最典型的有號召香港各界「以強烈主人翁意識共同愛護好香港這個家,建設好大灣區這個更大的共同家園,在這個中華民族大發展大作為時代,在這個港澳與祖國內地共繁榮共奮進的時代,書寫下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新的光輝篇章。」這幾句充滿激情奔流的虛言,除了充分反映習主席搞好大灣區的宏願及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看不出有什麼實際作用!
寫這些「黨八股」,不過是展示駱主任會堅定執行黨的治港政策,至於如何貫徹,臨時受命來港理順這個爛攤子,駱主任肯定不會重蹈王鄭的覆轍,而是另有辦法。
二、
駱惠寧主任十五日在新春酒會致詞,指出以香港目前的情況,「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說出了大部分香港人的心聲;不過,一如幾乎所有的人都有「世界和平繁榮昌盛」的願景而世界並不和平、經濟並不昌盛一樣,以什麼方法和手段達致此標的,才具關鍵作用!
顯而易見,去年六月上旬因「反送中」引爆的群眾抗爭運動,不但令本地經濟在世界特別是內地經濟明顯放緩下有雪上加霜效應,加上政府視抗爭者為「敵人」,「平亂」的警方因此以兇殘手段及濫捕,對付抗爭的群眾,令香港失去文明城市的光環,遭西方社會「另眼相待」。駱主任說香港有「不錯的家底,但也經不起折騰」,是實事求是之言;他對香港社會出現「重大分歧」的看法,亦非常中肯,因為香港是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問題存有異議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至於如何調和異議、梳理分歧,駱主任認為「不能走極端更不能搞暴力」。這種看法港人都能接受。
對於怎樣才能令香港「走出困局」,在讚揚林鄭市長「過去半年表現出非常時期的非常勇氣」之後,駱主任認為「一家人之間有商有量,再大的事情都好解決。」這顯然與林鄭市長以民為「敵」的言(視民間反對之聲「全屬廢話」)行(支持警方對抗爭者絕不手軟的鎮壓)保持距離。盲人可見,這七八個月來,林鄭的管理團隊(包括警隊)的確已「恪盡職守」,然而,闖出大禍(美國匆匆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制裁」、台灣遠走高飛)且無法完成習主席交下「止暴制亂」的任務。在這種情形下,筆者相信(希望)駱惠寧主任在「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政策之下,會以香港人的情懷,調整林鄭政府對付抗爭者的策略,以期走出困局並達致「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的最終目的。
三、
以高壓殘暴的手法,不難達致「止暴制亂」效果,但其消極後遺,恐非已經失序的香港和當前兇神惡煞外敵環伺的北京所願見、所能承受!與香港「交往甚深」的西方國家,在中國全方位崛起之後,無懼「因義失財」、得罪中國,「好管閒事」本性不改,高度關注特區香港政府的一舉一動……。配合這種國際情勢,民間集會團隊於去周(十九日)發起的「天下制裁」集會,要求政府馬上啟動政改以達致《基本法》應許的雙普選,並以要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為要挾;特區政府當然不加理睬,因為外國政府和政客對香港內政並無「發言權」……。
在一般人(包括筆者)以為「反送中」運動「戾氣漸消」,即經歷近八個月的抗爭、數以千計激進分子被捕,街頭活動因而會趨平靜,這種設想,顯然大大低估年輕一代的抗爭勇氣,參與「天下制裁」集會便達十五萬之眾(警方的數字是一萬一千六百八十)、港九浴血,這次向國際呼喊的和平集會的「宿命」,一如舊貫,由於雙方──集會者及警察尤其是無證便衣警察──人多雜聲,加上警方為維穩而揮舞警棍及施放催淚彈,而「遮打集會縱火破壞,中資行滙豐再受難」,令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如果出現屍橫街道的血腥場景才能「止暴」,其後果絕非威權當局所能承受!
平息這種極可能令集會者的「訴求」獲得國際間正面回應即凝成一股「國際制裁潮」的亂象,來港才十多天便「已經感受到了家人的親切」的駱主任,雖然刊於《人日》的鴻文「與黨中央政策同調」,但在策略運用上,也許可能會以「一家人」而非以解決「敵我矛盾」的心情,處理香港問題,讓香港「重回正軌」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