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選過後數天，短暫的相對社會平靜，迅速在選後的首個周末打破，抗爭者仍堅決相信暴力而非對話是達到政治目的的最有效方法。面對當前香港前所未見的亂局，說一句「政治問題政治解決」，談何容易。
「止暴制亂」，以打擊罪行的方法應付今天的亂局，無可避免；但是打擊罪行之外，如何走出政治困境，香港仍未找到出路。
筆者認為，香港走進死胡同，是因為我們在「港人治港」這一個主張上鑽了牛角尖，在這個螺旋中一直鑽入無底的深黑洞穴中。要走出黑洞，港人必須重新理解「港人治港」的理念，不單要走出理念上的困境，更要透過超越狹隘的「港人治港」觀念，重新上路。
超越狹隘的「港人治港」觀念
中國收回香港，採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50年不變」的方針，但這個說法有誤區，因為每一個地區或國家的治理，都會受鄰近較大國家或政治實體的深度影響，如加拿大受美國的影響，英國受歐盟的影響，所以香港的管治本來就深受中國方面對香港的影響；「一國」中的「兩制」如何互動，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關鍵。
中國由90年代經過30年的發展，已是一個對全球經濟舉足輕重的大國，中國政府的政策，本來因應其政治和經濟地位，對香港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無論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抑或我們回到從前恢復成為殖民地受他國的「保護」，又或者自言「獨立成『國』」如台灣，我們都不能在今天逃避中國的龐大影響。但因香港人對「港人治港」的執着，動輒對中港的互動看成是違背「港人治港」的承諾，並逐漸衍生深邃的不信任和仇恨，把中國駐港的聯絡機構的活動，或在香港的內地人，看成是中央的黑手伸入香港，這無疑是因為對「港人治港」過度狹隘的演繹。
事實證明，任由「港人治港」的狹隘演繹繼續繁衍，對過去20年差不多所有深化中港互動的努力，由國民教育、《國歌法》、高鐵興建和「一地兩檢」立法、港珠澳大橋、行政長官修改普選辦法、自由行和單程證配額、輸入中國人才或勞工、食水和電力的輸入、以至《逃犯條例》修訂等等，俱成為部分港人看成是港人權利被侵犯的體現。
矯枉必須過正，通過今次反修例風波的契機，筆者認為香港應開展新的管治構思，接納中央政府參與香港事務的正當性，放鬆近年來對「港人治港」的執着，建構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國兩制」管治框架。
具體操作而言，筆者建議港人在香港的痛點上推動非尋常的政策舉措，突破今天的困局，但彰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政策框架，其中兩個痛點包括土地和政制改革能提供切入的契機。
港珠澳大橋可解土地供應問題
第一個痛點是土地問題。相對於有相近土地問題的鄰近地區如新加坡或澳門，香港其實有不少可供開發的土地，香港的土地問題的產生是由於港人無法就開發和保育或其他因不同價值觀引申出來的需要，所產生的矛盾的處理，達成有意義的共識。縱然增加土地供應是歷屆特首重中之重的使命，又經歷無數次的研究和諮詢，但社會仍然無法為釋放土地的方法達成共識。
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嘗試構建一個大灣區的概念，讓香港人可更容易在大灣區工作和生活，最近更頒布16項便利港澳居民到大灣區發展的政策措施；相關政策，其實是中國政府參與香港管治的一個例子，用中國的政策梳理香港人土地不足的問題，鼓勵融合。相關概念，當然有支持者，特別是進入退休期的人，但對最懷疑中國的年輕港人而言，一般仍然會感到搔不着癢處，是一個遙遠的選項。香港的土地需求仍然嚴峻，中國政府如何在這一個節點上提供更重大支援，換取政治空間。
最基本的，香港的解放軍營佔據2000公頃土地面積，社會早已有人提出中國政府有空間把解放軍營地的土地釋出，中國地大物博，其實也不囿於一個選項。北望神州，大地遼闊，本來只要中國政府讓香港在北面的邊界往上一推，便可換來大量開發土地，問題是香港以北的深圳，短短30年，已發展成一個中央治下的巨大產值的城市，要在這一片發展高度成熟而潛藏巨大經濟價值的土地上劃出一片土地供香港使用，並不容易協調利益。
要尋找其他土地選項，筆者認為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和低使用率是一個難得的契機。港珠澳大橋，投資千億，香港和珠海只是一橋之隔，相距不足60公里，而珠海發展相對落後，珠海土地面積為1700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00萬，如果中國把約100平方公里的土地撥歸香港管轄，港珠澳大橋把新區和香港連接，讓香港和這個新區處於同一司法管轄地區，管理問題便可無縫解決；只要能對香港提供100平方公里的土地，足以讓香港的發展用地，大幅提高。這一個概念可行，中國政府把橫琴土地劃撥澳門，已為先例。概念可行，在時機成熟時，中國政府甚至可再進一步，把香港、澳門和新區統合，撤銷地區內所有特區對特區關口，統一貨幣，整合港澳特區，為港澳特區「後50年不變」的方向，建構全新的格局。
香港的這個新區（筆者暫稱為新開發區），除可提供房屋用地外，最重要的是為遷移香港後勤用地提供落腳地方，香港的後勤用地需求龐大，首先是軍事用地，此外還有在棕地上的物流設施、廢車場、廢物處理設施、堆填區、油庫、發電廠等，都可轉移至新區，通過轉移後勤設施，香港的舊區可騰空大量珍貴用地作為房屋土地之用。
部分體育、商業用地和政府設施，也可轉移至新區，如讓內地客購買水貨的商業地區可遷移，大學、監獄、老人院或殯葬土地也可遷移，相對廉宜的新區土地也可開發成為年輕人開創創新行業，文化事業以至新工業的地方，也可以是粉嶺高爾夫球場遷徙的一個目的地。
過去22年，中國政府給港人的形象是，利用香港人為大陸人賺錢，筆者認為這個觀念並不正確，但通過提供土地，中國政府能通過行動推翻錯誤言論。同時，香港在過去和未來，的確成為人數眾多的國內人移居和旅遊的目的地，國家在土地上為香港提供空間，也名正言順。用這個方向前行，中國政府採取主導，讓香港的利益格局作出調整。
實行雙普選設雙特首
第二個痛點是普選的問題，因修例風波而激發的風暴，反映港人強烈期望通過選舉表達港人的聲音；港人排斥有篩選的普選，憂慮某一方的港人聲音會因而滅聲。
但是我們必須接受中國政府的憂慮，即香港的分離主義情緒一直在發展，而香港的金融地位，是中國金融整體發展基建和金融安全的關鍵部分。
港人應嘗試就不同方案開展辯論，如果港人拒絕「八三一方案」，便要積極考慮其他方案。其中一個可行方案，是一個雙特首制的方案，這個方案在幾年前由不同人士提出，其主要理念是讓港人選出其中一位特首，完整代表港人的訴求，而另一位特首由中央委派，代表中央，香港的管治由兩位特首共同推動。筆者認為雙特首理念可以進一步發展出不同的選項，例如我們可以考慮讓兩個位置，以特首和副特首的組合出現。
透過雙（或副）特首的制度，我們可把中聯辦的角色和香港政府整合。中國政府在香港的管治單位正是香港政府，如果中國政府在香港已經有直屬的管治架構，那為什麼中國政府有必要在香港架設另一個中國的聯絡單位，製造「西環治港」的疑慮呢？這個矛盾顯示中國在香港的管治有一定的恒常角色，無可避免。通過整合讓中國政府的聲音進入制度，而為中國政府進入香港憲制正名。同一時間可就普選問題作出讓步，讓港人在無篩選的制度下實行普選，通過雙（或副）特首讓中港的互動得以透明化，同時限制政府作出違憲或損害中國主權和利益的行為。
設立一個雙（或副）特首的位置，由中央任命的一位，不應限制由香港永久居民擔任，這樣中國政府可按情形委任資深的中國官員出任，承繼中聯辦在港的角色，直接責任可涵蓋《基本法》指定由國家處理的範疇如國防、外交、香港對中國聯絡、國內人民在香港權益，以至香港政制發展有關的範疇，但只以被動的方式參與其他香港事務，維持一貫的「港人治港」原則。
重點是通過雙（或副）特首的設置，中國政府可在極端的情況下對香港直接管治，解除中國對香港實行普選的憂慮。中國政府要加強中國在香港參與的正當性，為中國政府提供一道門，讓香港在任何政治危機上得以介入，例如代表香港的特首如因任何原因被中央撤換，違反其權力限制或突然下台，由另一位特首署任。
港人接納中央在香港管治有發言權，可開展討論用什麼制度融入中央的聲音，同時讓港人普選得以落實。此外，要平衡中國人進入香港政府的管治架構，中國也可考慮讓香港人成為國內國家機構的僱員，目前香港人參與中國管治的人年紀太老邁，中國政府要開闢途徑讓港人進入中國的政治架構或行政單位，讓港人覺得自己是中國的一分子。
筆者以為「五大訴求」之中，關鍵一是普選，二是對香港利益被侵犯的懷疑，港人不惜「攬炒」，倘一無所獲，無疑令人唏噓，國際輿論一致要求政府和市民展開對話，若港人只懂透過提出要求，無視對方的需要，也不作討論和妥協，只會造成無謂的犧牲。
鍾志強 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