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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2日

翁海穎 珠三角發展

廣東經濟新常態

去年內地提出經濟「新常態」,即經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查廣東乃第一個進入「新常態」的內地省份。早在金融海嘯後,廣東經濟已見步履蹣跚。

廣東隨即通過省「十二五」規劃,對製造業轉型升級、現代服務業和服務貿易,以及前海、南沙和橫琴的先行先試做出部署,以期邁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坎,率先應對增速放緩的挑戰。從2014年的廣東經貿表現看來,挑戰依然不少。

近年,廣東經濟一直被江蘇追趕着。2014年首三季,廣東生產總值依然是全國第一大省,發展勢頭進一步放緩,以前是保八,現在7.5%以上已不錯。從已公布的2014年經濟數據看來,廣東經濟增速回落,告別迅猛增長階段,整體性轉入平穩發展。

經濟增長放緩

經濟增長的三頭馬車中,廣東以前是出口驅動,利用外源型經濟帶動投資部門,消費則是居民收入改善和人口增長的結果。

金融海嘯後,出口部門對廣東經濟只作出稍微促進,個別年份甚至是負增長、拖後腿的。消費是廣東近年的經濟熱點,是舉國性「促內需、穩增長、惠民生」政策的結果,幾年下來,消費狂熱似在降溫。汽車消費本是廣東消費增長大戶,並帶動石油類產品,今年,石油價格下跌、深圳開始汽車限號對消費帶來影響。

近年,廣東內源性投資增長高於外源性投資,與出口加工部門的放緩、收縮有關。前幾年,廣東重大投資項目以國企為主,目前轉至民企、消費部門,以及地方房地產投資項目。投資回歸市場基本盤──內外銷市場、土地供應和產業發展方向。

珠三角製造體系較多與出口市場連接,國際市場不景、加工貿易政策調整、騰籠換鳥對出口部門、製造體系帶來影響。

製造業轉移 進出口負增長

截至2014年11月,廣東進出口總額依然是負增長(-3%),主因是2013年企業利用貿易形式在海關特殊監管區、香港套滙,造成進出口總額虛高,包含大量水份。去年起,中央和廣東取締這類套滙貿易,把對外貿易回歸至真實貿易所致,形成了罕見的國際市場環境尚好,廣東進出口倒退的情況。估計2015年應可恢復至正常情況,出口製造業主要面臨着外部國際市場前景,內部的勞動力供應的挑戰。

國際市場挑戰主要是環球經濟下行壓力開始浮現。對廣東而言,更大的挑戰來自於加工貿易生產線的轉移,內遷和外遷皆有,如省內雙轉移、內陸轉移和國外轉移,削弱了廣東的進出口基礎。珠三角競爭優勢向來建基於較完整配套的產業集群,且以勞動密集產業為主。這個優勢依次在珠三角勞工短缺,2006年起的多波產業轉移浪潮,緩慢地弱化了。

廣東以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生產見稱。國際、台灣廠商把產品組裝環節移至東南亞國家,保留珠三角工廠生產零組件,取其珠三角往來東南亞的運輸便達性。這個互動關係在2014年的越南反華事件中出現挑戰。中越關係因南海不和,影響卻是利用兩國產業優勢的出口加工廠商。外商尤其是日商,開始反思利用珠三角製造基地,輻射東亞、東南亞生產體系的可行性、廣泛性。考量是否在中國以外,建立一個較完整的產業配套體系。倘如這付諸實現,珠三角產業體系首當其衝。

勞工短缺依然困擾珠三角製造體系,新一代年輕民工不喜加入製造業,就連較辛苦的住宿和餐飲業亦興趣缺缺。製造部門不斷減員,雖說廠商可通過提升裝備自動化紓緩勞工不足,可要維持如此龐大出口製造體系,還是需要一定的勞動力規模,以及勞工密集加工環節來維護產業體系的完整性。

恐礙服務發展

服務業是廣東在「十二五」時期的發展重點,乃「珠三角製造」轉型至「珠三角市場」的關鍵一步。內銷市場的蓬勃,大大地推動了零售、商業房地產。城鎮化和為之應運而生的「造城運動」則推動住宅房地產。然而,二、三線城市的住宅存量過多,銷售不前,影響房價,需要較長的消化時間。方興未艾的網絡銷售一定程度地影響了實體的零售環節及其相關的房地產。

服務業需求與常住人口規模存在正向關係。廣東民工規模的減少對廣東服務需求、服務供應帶來壓力。前者是市場規模的增長基礎,後者是本地勞工短缺將帶動薪資上漲,增加服務成本。有企業表示,珠三角服務人才的薪資不見得大大地低於香港水平。

網絡銷售時代,網店可出現在二、三線城市,不必然向一級城市靠攏,內地更有淘寶村。這意味着珠三角城市的實體優勢,甚有可能被網絡的虛擬功能所侵蝕,內陸型城市亦可替代部分的廣東分銷功能。

廣東服務的另一大支柱是生產者服務,設若珠三角製造不強,將牽涉生產服務體系的發展。這考驗廣東「退二進三」的調整精度。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製造業空心化後遺症,是在十多年後才浮現的。

廣東新動向

2014年底,廣東爭取到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為服務業發展增添了新元素。從全國人大批覆的內容看來,自貿區試點較多把行政審批轉為備案管理,注重制度規範型改革,而非優惠主導。也就是說,自貿區成效還得回歸至地方經濟體質、涉外合作模式。從上海自貿區的效應看來,廣東要利用自貿區做出大騰飛,還有一段路要走。

日前,李克強訪問廣州和深圳,在廣州關心簡政放權、外向型企業的「走出去」;在深圳重視創新、科技和小微企金融等企業。兩者重點不同,展示出廣東對經濟發展、推進服務業的兩套路向。

廣東為應對「經濟新常態」的種種挑戰,正密鑼緊鼓地部署新方向。經濟轉型從來不易,要打破既得利益的格局;經濟不景下的轉型,更為難鉅。整體而言,廣東在政局穩定條件下做出經濟改革,一定優於香港在政治、社會不穩下的經貿微調。

依此看來,粵港差距有可能在「十三五」(2016-2020)時期進一步拉大,香港的處理便更艱難了。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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