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日
最新一期《信報財經月刊》,封面標題〈別了!香港〉,副題〈地緣政治劇變,金融中心隕落〉,效果震撼,講的是香港人知道但又未必肯面對的事實:舊香港不再,新香港到來。
回歸23年,中央就給香港人帶來一個大改變,正式落實十幾頁紙的《港區國安法》。
抗爭表態成本大幅上升
不久之前,為證明香港人擁有自由,香港官員常常引用《基本法》中這一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到了今天,在沒有觸犯《港區國安法》的前提下,香港人的確擁有這些自由,只是範圍愈來愈狹窄,界線愈來愈模糊而已,就像你可以自由活動,但範圍由1000呎減到100呎一樣。我相信從今以後這條文被官員提及的次數,將會大大減少。
反抗行動成本增加,連提出異議也隨時要付出代價,我預期絕大部分香港人會從此小心言行,輿論會變得相當和諧,對政府有所不滿,亦只會限於個別官員和本地政策,稍稍涉及國家層面的,必將三緘其口。街頭抗爭,人數和次數亦會大幅減少,如捐款之類的間接幫助,也會被視為隨時被追究的高危活動,避之則吉。縱有年紀較輕的示威者繼續參與抗爭,只要缺乏普遍市民以行動或其他方法支持,亦難成氣候。
回歸23年之後,我預期香港社會氣氛短期內會相當平靜,反對聲音消減,至少表面上如是。打壓愈大反抗愈小,是需求定律。
以上的判斷,建基於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是having nothing to lose,而是having too much to lose。回歸23年,香港實質GDP增加了1倍,人均實質GDP由22萬增加至37萬,樓價升得更快,現水平是當年的兩倍多。試想想,若果你是薪高糧準的老師、公務員、專業人士,手上有一個未供完的單位,你會為了民主自由等理想,用不同途徑繼續去發表意見嗎?去年衝突期間,香港中產階級一直是主要後盾,敢於以金錢和行動支持。自由有價,現在風險增加,為求生計,對政權不滿的市民大概只敢去投票,但投票選出來的泛民議員,面對法例威脅,敢以議席作為賭注去作抗爭的,也相信絕無僅有,就算有都一一會被DQ。泛民議員除了在公眾場合有限度的表現慷慨激昂,實際行動上只會更配合政府,無論增加幾多議席,對管治也不會帶來太大麻煩。
人才與資金短期反應不大
同樣道理,肯放棄工作離開香港的,我想人數相當有限,至少不及80年代移民潮。從所謂「港豬」角度出發,香港物質條件依然高,吃喝玩樂一應俱全,移民外國,既不容易找到類似的工作,也保持不了多采多姿的生活,因此對不少香港人來說,留在香港的價值和移民外國的價值,兩者之間始終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因此可以容忍各式各樣精神上的委屈、行動上的限制。只要留在香港比離開要好一點,還是留低比離開容易。因此,香港經歷過一年多的衝擊,什麼逃亡走資的傳聞一講再講,香港樓價仍然是屹立不倒,可以推想化悲憤為行動的香港人,根本不多。至於所謂走資,短期內也未必會成為大趨勢。有了《港區國安法》,雖然內文無所不包,個別條文亦相當含糊,但至少是「有法可依」,比不知道何時立法、不知道立什麼法、不知道如何執法的情況清楚一點,不確性是下降了,短期內對投資香港可以是利大於弊。
《信報月刊》編輯在今期這樣寫:「如果政治一日都嫌長,那50年不變的承諾,由始至終就是個悲願。今期封面專題《別了!香港》,道出了舊香港正快速逝去的客觀事實。我們沒有作出價值判斷,因為優劣要視乎未來是變好抑或變差。」我這篇文章也一樣,以上提出的看法,到底是樂觀還是悲觀,到底是「形勢大好」還是「末日已至」,也是一個價值判斷。
樂觀也好悲觀也好,我作的只是短期預測。長遠來說香港會如何不一樣,回歸33年、43年會是怎樣的光景,我只能陳腔濫調地講一句拭目以待,因為誰都沒有答案。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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